予今年五月初九日七十初度，念自童稚而少壮而老大，其间大病几死者非一次。近五年每以寒暑失度，致痼疾不能愈，一届秋末欬逆甚剧。忆杜甫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予素体弱，虽耳目聪明而精神疲惫，行步龙钟。陶诗所谓“人生不满百”，苏词所谓“来日苦无多”，人固不能越自然界而例外生存者也。况中年伤于哀乐，国难后避寇施州，头童齿豁，忽呈衰老。东归三年，驯至七事相累，境迫桑榆，读书时少。洵所谓时过而后学，则勤苦而难成矣。

迩来检所著述，得诗千四百余首，文稿及杂文二百余篇。浅陋之辞，固未敢以作家论也。惟日记之作，始念起于光绪戊戌春间。是时读书五载，每见先师程公松年于其常用书眉上多记年月日时，或间注数语，随时可查证其过去事。予尚童稚，亦戏仿之，以所读四书、唐诗、自订塾课字本，亦记以时日，而时取检察。八九岁所书字课，经师判有月日者，亦积数帙置几上古瓶中（此瓶为先祖父冠群公在道光中年购自本城，余相国柱后人所售者，高二尺，有碎冰），志在永远保存。辛丑春，初从高师读习制艺试帖，底稿誊真，后尾必记年月，或以纸条贴小册存之。甲辰以后，另以小本记载尤详。丙午肄业两湖总师范学堂，兼记邸钞与沪汉报社论说，当日报馆称报社，社论称论说，非如今之称谓。随时参与人事评议。民国乙卯，奉讳家居，就近任寒溪中学教员。搜旧时零稿仅存者，整理成册，而完成民元及清代未竣日记。丙辰三月，又补充癸巳至丁酉五年间之事。戊午在金湖中学，举凡清代日记未完者，复一一整理，汇分成册，然非敢问世也。癸亥供职闽垣，偶借观闽侯张时蕃君所藏《曾涤生手书日记》影印本，继又得观李蒓客《越缦堂日记》影印本，似与予日记同体例。次年甲子，以干支便计算，乃改用大本，为疏朗大字，立志写载不缺月日。几经变乱，幸赖分寄各地，得以保存无失，即现有之六十三年日记也。甲子至庚寅，每年系分上下二册装订。

夫日记非难事也，在有恒耳。二十年前，见同学刘菊坡、张肖鹄二君日记。刘君或作或辍，仅十余年而止。张则始勤终怠，一二年即止矣。汉川友人严其安，亦有二十余年日记，惟草率殊甚。与予同教三一中学四年，曾阅之。草率之字，本式大小不一，记晴雨气候与时事重要者亦无缺，且多评论。求之近代教师中，亦难能可贵者。予长黄冈时，有法院庭长黄履思，南城人，予曾阅其日记，自民元壬子至甲戌，二十余年间所写无缺，且取材宏富，书法秀美。其后调恩施法院未久，值日机轰炸施南城，衣物与日记俱尽，仅以身免，此则最可惜者。黄为清诸生，习法学，其品谊甚好，予因连系叙及之。

予日记内容在清代者，如朝廷掌故文献、君后之败废荒淫、官吏昏庸贪墨，以及国家贫弱缘由、革命党会潜伏、内政外交、邸钞文告，凡可纪者，即民间轶闻亦悉载之。次则诗文书画之品评，音乐戏剧之观听，亦间有类载。五十余年中，国体政治之变更递嬗，因益改革，凡具有历史性者无不搜罗焉。今病小愈，乃汇集幼时日记及现存者，共为百零四册，付予三子保存。倘蒙当道采集，认为予此记具有历史意义，列为稗官野乘而代为印行，则朝章国故、民间文艺，或赖以知；历史沿革，社会发展真相，于各学校授近代史者与社会文艺作家，不无小补也。               

一九五五年寿昌老人朱峙三

（上文为《朱峙三日记》自序）

《朱峙三日记》

朱峙三著

周国林、胡念征整理点校

ISBN：9787576900637

出版时间：2024年2月

上图为《朱峙三日记》的整理者之一周国林教授、责任编辑之一魏耀武博士与朱峙三的嫡孙胡庆曾先生在鄂州市临江乡胡林村（朱峙三先生的祖籍地）调研。朱峙三的祖父本胡姓，幼时承祧朱家，峙三随朱姓。后人已复胡姓。

《朱峙三日记》序

朱峙三先生是与我交往较多的辛亥老人之一，擅长书画，勤于治学，日记终身不辍。1955年自行整理汇集，日记已有一百零四册之多。朱老热心近代史事研讨，曾多次邀我前往阅览，颇有选编付梓之意。但限于客观条件，岁月荏苒，直至老人病逝，这部日记一直未能问世。幸好其子胡香生同志珍惜先人手泽，历经“十年动乱”，保存完好无缺。现由香生先将癸巳(1893)至己未(1919)27年日记择要辑录，以供研究此段史事者参考。朱老地下有知，当亦深感欣慰。

朱老自幼热爱祖国，关心时事，举凡近代重大事件，如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赣宁之役、讨袁战争等等，在日记中均有所记述。诚如他自己所言：“予日记内容在清代者，如朝廷掌故文献、君后之败废荒淫、官吏昏庸贪墨，以及国家贫弱缘由、革命党会潜伏、内政外交、邸钞文告，凡可纪者，即民间轶闻亦悉载之。”

但是恕我直言，读者不可指望在日记中能看到诸如宫廷秘闻、政党内幕之类的奇特记载。在上述那些重大事件中，朱老并非什么核心人物，甚至大多也并非亲身参与者。他从来不是风云际会的英雄，而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忠实地记录下身边的所见所闻，包括自己当时的思想活动。也正因为如此，这部日记便区别于一般的史事记载，它的史料价值在于比较具体地叙述了历次重大事件在民间的反应，保存了不少普通老百姓当年的原始议论，这些倒是在一般官方文献和显赫人物回忆录中所难以见到的。

作者曾担任过《中西日报》《公论新报》的主笔(即社论撰稿人)和编辑，他具有新闻记者的社会视野和采访的经验，因而日记的许多内容颇有助于我们对清末民初社会环境的了解。迄至己未年 (1919年)为止，作者长期僻处鄂城(清末原称武昌，民初曾一度改为寿昌)家乡，行踪所至无非是武汉、黄安(今红安)、大冶数地，至于开封、南京、九江、南昌、北京等省外城市均属短暂逗留。可以说，他的亲身见闻主要限于湖北，但其观察社会的细致深入则又多少弥补了地区局限之不足。旧中国基本上属于农业宗法社会范畴，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虽多，社会内部结构的演变却非常滞缓。重大事件易入史书记载，渐进而又细微的演变则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朱老日记的侧重点恰好在于后者，这自然将引起读者的浓厚兴味。比如湖北县城的风土人情、礼俗习惯，私塾、书院、学堂的学生生活，科举考试的繁琐过程与夹带舞弊，穷酸秀才如何到各地打“抽丰”，古董商人如何制作赝品，革命党人在学堂如何秘密活动，县书记官(相当于主任秘书)如何周旋于县衙内外，禁烟委员如何巡阅各乡，虚应故事，以至南洋劝业会的盛况空前，武昌首义之夜的风声鹤唳，鄂城中元、端午两节的灯火、龙舟等等无不历历如绘，并且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作者自幼读书，成年后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日记的选编，有意识地较多保留了这方面的记载。例如，以准备科举应试为宗旨的私塾教育，入塾有哪些礼节，对不同年龄、水平学生的教学如何组织，课程内容、进展程序与教学方法，学费的数额与交纳方式，以及塾师、学生的课余生活等等，均有详尽的叙述。更为难得的是在武昌县师范和两湖总师范学堂期间的日记，对学习期限、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资状况、学生来源、课外活动诸方面，保存了许多相当具体的记述。这些对于研究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体制改革，特别是对于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的“癸卯学制”，无疑很有裨益。民国初年，作者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鄂城寒溪中学、大冶中学、武昌三一中学、汉阳晴川中学等校任教，日记内容虽然颇多重复且平淡之处，但经过删节也保留了许多有关早期中等教育的原始资料。我相信，这方面的内容将会引起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者的注意。

由于作者生长于清寒之家，成年后又常为家庭经济困难所苦，所以日记比较注意银钱数字的记录，诸如银钱比值、借债利率、薪俸工资、文章稿酬、书画行情、车船票价、食宿费用，乃至年节和婚丧开销，一笔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这些数字诚然没有企业账目那么重要，但却有助于了解各个时期的货币、工资、物价。特别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说，以此作为普通医生(朱老的父亲是中医)和教员家庭经济的一个个例来分析研究，也是很有意思的。此外，细心的作者还详细地记录了火车、轮船、木船、轿子、独轮车的行程、路线、速度，也记录了县与县之间的邮路和传递方式，这些内容对于了解近代中国内地交通状况的变化，应该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细心人的日记，需要以同样的细心来阅读，才能充分发掘那些细微之处藴含的社会意义。即以家庭和学校的照明用具而言，作者长期习惯于清油灯柔和而又暗淡的光线，所以开始用煤油灯便觉得非常刺眼，熄灭时气味又很难闻，而及至到教会办的三一中学教书时，则已经习惯于电灯的亮光了。这种个人生活习惯的变异，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外国石油的倾销和近代市政建设的兴起，都是密切相关连的。人们思想意识的变迁，某些传统思想的隐退，某些近代意识的萌发，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通过狂风暴雨式的变革表现出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决定使用公元纪年和阳历，作者对此持冷漠态度，仍然在日记上沿袭干支纪年和阴历月日，所不同的无非是用公元和阳历给予注释而已。可是当中学生兴高采烈地演戏庆祝新年元旦，并且理直气壮地以演戏疲劳过甚为由要求添假一天时，作者这才意识到世事的变化，并且感慨，千百年来清高的“士”是羞于与“倡优”为伍的，可是现在的“士”却以行“倡优”之事为乐了。当然，旧中国的社会进展是相当迂缓的，内地的前进步伐更显得缓慢，日记中那些灰暗的色彩、感伤的情调、松弛的节拍，可说是一个古老民族落后的影子。

我对作者的真率感到由衷的敬佩。他整理自己五十多年的日记，分明是企盼“当道采集”“代为印行”，但却努力保持当年日记的原来风貌。除了对自己的学业成绩、书画作品和在黄安(今红安)的政绩稍有自炫之意(这也是原始思想)以外，他并未打算把自己写成思想多么高超、功业多么伟烈的英雄。恰恰相反，倒是如实地记录下自己头脑中那些落后思想以至“不洁之念”，譬如名教观念、迷信思想、迷恋科举、重男轻女、制作前人书法赝品、邀妓女陪同宴饮等等。当然，日记更多的内容是叙述个人和家庭的苦楚，如失业、负债、贫病交加、丧父失子等等，虽有自我怜悯的弱点，但却是旧中国知识分子悲惨境遇的真实记录。不过日记的主要价值并不在这里，它的好处是比较具体地叙述了作者和他的同辈人(如张肖鹄、刘菊坡等)，如何经历了科举生涯转入新式学堂，如何逐步改变传统观念接受“排满”革命思想，又如何在武昌首义以后从兴奋转入消沈并出现新的分化……或许可以说，日记粗略然而颇为生动地勾画出辛亥前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群像。这些内容将可丰富我们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而从真实性来说又要超过若干堂而皇之的所谓回忆录。

年轻的读者也不妨看看这部日记，即令不是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同志，从中亦可吸取某些有益的东西。看看那一代青年走过的道路是多么崎岖坎坷，经历的生活是多么惨淡艰难，这样才可以了然于他们何以那样欢欣鼓舞地迎接全国的解放，何以历尽磨难挫折而仍然那样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从这个意义来说，朱老的日记又可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辅助读物。峙三先生是一位爱国的正直的知识分子，由于封建文化习染较深，为人过于谨小慎微，而且受到家庭困难的拖累，在每个历史转折时期都未能跻入先进的行列。辛亥革命前夜，刚接受“排满”思想不久，突然呕血不止，卧病在床，以至未能投身武昌首义，也未能在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当友人董必武等继续抗争并寻求新的革命道路的时候，他仍然困于贫病，为一家老小衣食奔忙。直至解放以后，湖北省人民政府任命他担任参事室参事兼文物整理保管委员会委员，生活和医疗有了可靠的保障，他才得以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充分发挥余热，勤奋地工作和学习，直到享有81岁的高龄。

朱峙三先生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善良愿望，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步化为现实。他非常珍惜革命胜利的成果，并且真诚地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增砖添瓦。关于这部卷帙浩繁的日记，他也想尽可能使之为社会所利用。他生前曾说：“倘蒙当道采集，认为予此记具有历史意义，列为稗官野乘而代为印行，则朝章国故、民间文艺，或赖以知；历史沿革、社会发展真相，于各学校授近代史者与社会文艺作家，无不小补也。”我想，日记的选辑出版，正是尊重这样一位爱国老人的遗愿。

日记由于作者本来是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文字未经修饰，错字、重复以至语句不够通顺之处常有出现。编选过程中，除作必要的不损害原意的删节以外，一般保持原貌。

（作者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资深荣誉教授、原校长章开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