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献书目遴选刍议

——关于《荆楚文库》文献收录原则及编排原则的若干思考

邹华清

(《荆楚文库》编辑部编审、崇文书局编审)

清代文献是《荆楚文库·文献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虽然只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但仅湖北籍人士留下的著作和寓鄂人士撰写湖北的著作就达上千种，涉及近500位作者。有学者认为，元代以前的文献因时间久远，通过大浪淘沙流传下来的文献片语是金，《荆楚文库》理应照单全收。但清代去今未远，使得大量的文献得以流传至今，其文献的价值自然高下有别，加之《荆楚文库》篇幅有限，因此对这部分文献应该认真地加以甄别和筛选。这就从客观上增加了《荆楚文库》清代文献书目遴选的难度。

笔者在遴选书目的过程中，查阅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同时征求了省内部分专家的意见，在整理和吸收有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目前已初步完成《荆楚文库·文献编》书目（清代部分2稿），下一步将在更大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并进一步到各地查访收集资料，以期使书目更加完善。我们遴选书目的主要原则和依据是《〈荆楚文库〉编纂出版方案》，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因学识和条件所限，每个选目者对文献的取舍原则或收录标准的认识会存在一些差异，这就形成了我们对《〈荆楚文库〉编纂出版方案》的认识或解读有一个不断深化和提高的过程。

下面笔者结合自己在实际编目过程中的一些思考，着重谈谈《荆楚文库》文献收录原则及编排原则等问题，以期与各位同仁或专家交流，以便达成共识，并有利于今后《荆楚文库》的编目工作顺利完成和编纂出版工作的顺利实施。

一、精选鄂籍人士有较大社会影响和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献

编撰《荆楚文库》的主要目的是提炼荆楚学人的智慧和荆楚儿女敢为天下先的创造精神，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推进湖北文化强省建设。湖北省委书记、《荆楚文库》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出版委员会主任李鸿忠同志指出，“编纂出版《荆楚文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影响深远，这项工作一定要组织抓好”（李鸿忠同志文件批示，见《荆楚文库》专刊第一期），要“充分认识《荆楚文库》编纂出版工作的重大意义”，“齐心协力把《荆楚文库》打造成传世精品”，“要把《荆楚文库》修出特色，修成精品，不要搞得一般化”，一定要“是上乘之作”（李鸿忠同志于2014年7月18日在《荆楚文库》编纂出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荆楚文库》专刊第一期）。因此，要全面系统地整理和研究荆楚文化典籍，首先要精选鄂籍人士有较大社会影响和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献。这一文献收录原则说起来非常容易，可在实际操作中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般来说，在遴选书目之前，首先要了解作者的生平和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作者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还要了解作品的内容及其价值，这些工作是遴选书目必须要做的功课，也是硬功夫，马虎不得。不然就像盲人摸象，那种凭感觉拍脑袋随意挑选书目的做法是编不好《荆楚文库书目》的。大家知道，荆楚文献卷帙浩繁，即使是一些文化大家和目录学家也不可能全部翻阅，何况我们这些出版人。那些自认为水平很高凭自己感觉挑选书目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所以，我们参加选目或编目的同志都有一个重新学习和提高认识的过程。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而且我们现在编辑出版的图书以后还将留给历史。因此，我们一定要对这项工作要有高度的敬畏感和责任感，必须集中精力做好这些基础性工作，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查阅各种资料，了解作者在当时的地位影响及其著作的内容和价值，然后决定是否收录这些著作。对于收录的人物或著作，一定要有所依据或理由。笔者在编目时一般以按语的形式简明扼要地阐述收录缘由，或说明作者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或说明作品的学术成就等。如笔者在编辑《朱载震集》条目是这样概述收录理由的：

邹按：朱载震（1680年贡生）是清代成就较高的诗人之一，与一代诗宗王士祯齐名。其传见于《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清道光《一统志·文苑传》称：“潜江刘肇国、莫大岸后，无超载震者。”其人收入《湖北历史人物辞典》。其作品建议收录。

一般来说，鄂籍人士和著作能够收入《四库》、《四库存目》、《四库未收》、《续修四库》、《四库禁毁》、《丛书集成》、《四部丛刊》、《辞海》、《二十五史补编》、《清史稿列传》、《中国名人志》、《清诗汇》、《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湖北诗征传略》、《清诗纪事初编》、《全清词》、《湖北历代词人》、《湖北文学通史》、《湖北历史人物辞典》、《湖北历史名人》、《湖北省志》等图书或资料，说明前人或当代研究者对作者学术地位或其著作价值的认可，即可认定该鄂籍人士具有较大社会影响或其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所以在实际选目过程中，若上述图书或资料收录了鄂籍人士撰写的著作或寓鄂人士撰写的与荆楚文化有关的著作，则一般考虑收入《荆楚文库》。

又如笔者在《是园遗书七种》（周锡恩撰）条目中是这样简述收录理由的：

邹按：周锡恩（1852—1900年）为张之洞的学生，王葆心的老师。曾授编修，充国史馆、功臣馆修纂，以其才华甚卓，同湖南才子张百熙有“北周南张”之称。曾从张裕钊学古文法，于古近体及骈体文造诣尤深。有政见，开书院，倡新学，得光绪帝赏识。其作品建议收录。

在《程正揆集》条目中是这样说明收录原因的：

邹按：程正揆（1604—1676年）为明末清初画家、书法家，诗文书画兼而善之。其画颇为时人所重，与石鳛并称二溪。其人收入《辞海》和《湖北历史人物辞典》。《四库存目》收录2种。建议将程氏7种著作结集为《程正揆集》。

以上两条按语文字虽然不多，但这两位鄂籍人士在当时的学术成就或地位影响已一目了然，其作品应该收入《荆楚文库》。

二、发掘整理重要寓鄂人士反映荆楚文化的著述

非鄂籍人士寓居荆楚，因为有比较，有参照，描述荆楚文化往往能入木三分，更为深刻。这些作品，对荆楚文化的发展皆有莫大的贡献，值得认真发掘和整理。

如清代浙江乌程人范锴为清代旅游家、文学家，曾寓居汉口，写下《汉口丛谈》六卷，是记录当地史实掌故的上乘之作。作者在旅居汉口时，除了做盐务生意外，还与当时活动于汉口、武昌等地的名士显宦、儒商高僧等各个阶层的人物广泛交游，并留心汉上掌故遗闻、风物民俗，久经积累，并融以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感悟，撰写成一部反映汉口城市兴衰历史的重要著作——《汉口丛谈》。笔者在编目时是这样概述本书内容及其价值的：

该书为一部笔记体裁的作品，约成书于清朝道光初年，是作者长期寓居汉上，留心掌故，随手辑录而成。这本书对汉口地区的地理形势，水道变迁，郡县建制沿革，历史事件，名胜古迹，街衢市井，物产和趣闻，不见经史而风靡一时的名人事迹及其诗文作品等，作了全面辑录整理。它是一部叙述汉口城市兴衰的史书，较全面、生动地反映了武汉地区的文化历史状况和城市的发展过程，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部作品，使现在的我们对清代汉口市民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

还有不少有所作为的寓鄂人士在荆楚任职，他们既造福一方，也留下关于荆楚历史和社会风貌的优美作品，有的还留下大量公文奏议。他们的文字，为荆楚文化增辉。如以总督湖广十余年、视湖北为“第二故乡”的张之洞为例，其长期生活在湖北，身经五朝，亲历了中国近代社会一系列重大事件，并在诸多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也为湖北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是毛泽东提到的少数几位不应当忘记的近代中国人之一，“其论及湖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的篇什不下全部作品的三成，一部《张文襄公全集》，堪称近代湖北百科全书”（冯天瑜《关于〈荆楚文库〉编纂出版的设想和建议》，见《荆楚文库》专刊第一期），应整理其与湖北相关的著作或论述结集为《张之洞集》。清代还有胡林翼、毕沅、谭继洵等重要寓鄂人士，他们曾对湖北的发展亦做出过重要贡献，其与湖北有关的作品亦应全部收录。

三、重点收录具有湖北特色并具有一定价值的著作

编纂出版《荆楚文库》的宗旨是“全方位搜集、整理湖北历代文献，建立完整的研究湖北的资料系统，以深入认识湖北地域特色，传承弘扬优秀文化，促进湖北文化繁荣发展”（《〈荆楚文库〉编纂出版方案》，见《荆楚文库》专刊第一期）。因此，对于反映湖北特色的著作，要尽量予以收录。

如关于突出湖北特色，阳海清先生认为应在突出“湖北创造”和“湖北居优”等方面下功夫遴选书目。在“湖北创造”方面阳先生列举了《楚辞》系列、宋代安陆张君房《云笈七籤》（第一部道家书目）和明代黄冈樊维城《盐邑志林》（郡邑丛书之祖）等文献，在“湖北居优”方面列举了李善注《文选》和李时珍《本草纲目》等文献，分别说明了湖北“敢为人先”的优良传统及在某一学科、领域处于优质地位或具有重大影响的湖北作者代不乏人（阳海清《〈荆楚文库〉品种遴选刍议》，参见《荆楚文库》专刊第一期）。实际上，阳先生从“湖北创造”和“湖北居优”两个方面论述的突出湖北特色，是最高层次的湖北特色，也从另一层面阐述了《荆楚文库》应“精选鄂籍人士有较大社会影响和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献”这一作品收录原则。

又如我省为“千湖之省”，境内江河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整理收录这些湖北地域特色文献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清代文献书目收录的关于湖北堤防水利文献有魏源《湖广水利论》和《湖北堤防议》，王筠《汉水发源考》，俞昌烈《楚北水利堤防纪要》，还有《王凤生水利著作》二种——《江汉纪程一卷图说一卷》和《楚北江汉宣防备览》，等等。兹举俞昌烈《楚北水利堤防纪要》为例，其作者在湖北居官十几年，曾历荆州堤溃诸事，后专事江汉达十四载，“江汉宣防，周历殆遍”（见该书《陶序》），“凡所越历，必谘访舆论，并考志乘，其险易情形、宣泄故道、堤塍丈尺及起止段落，随笔记载”（见该书《自序》），因而是书原原本本，“言论确凿”（见该书《陶序》），了无虚言，切实可信，是作者江河治理实践经验的总结。又如王凤生《楚北江汉宣防备览》一书，笔者在编目时是这样概述本书内容的：

本书分上下卷，首载《楚北汉江总图》，并以《楚北江水来源及境内诸水附入考》、《楚北汉江现在情形及堤工积弊说》、《上湖广讷制军酬议江汉宣防略》三篇文字，对汉江水道、堤防及其积弊作总体概说。然后分县进行说明，所涉松滋、江陵、公安、石首、监利、嘉鱼、江夏、广济、黄梅、钟祥、京山、荆门、潜江、天门、沔阳、汉川、汉阳等县。每县一图，勾画该县水道流向、堤工名称及地理形势，并以《水道堤防说》作文字说明，最后收录《道光壬辰卢制府奏定修筑湖北堤工章程》、《拟堤工修防善后事宜》等资料。

这些文献资料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对于目前汉江堤防水利建设和规划我省交通发展也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又如关于地方风物文献有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戴玉华《西林诗萃》、顾彩《容美纪游》、涂华远《木兰将军集》，等等。兹举《容美纪游》条目为例，笔者是这样概括本书内容的：

《容美纪游》为清代顾彩在任容美土司期间所写的日记。顾彩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入容美。在游历容美这段时间，他逐日作记赋诗，内容涉及土司制度、自然物产、文化习俗等多个方面。

该书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作者游历容美的风景、人事、掌故、情怀，以文人雅士的独特眼光审视容美——在作者的笔下，山光水色赏心悦目，古楼仙庄巧夺天工，花草树木千姿百态，土产风味令人陶醉，民风人情温暖人心。该书诗文并载，文以记事，诗以抒怀，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读后使人产生定要身临其境的强烈欲望。

这些地方风物文献，对于了解当地的经济生活、特色物产、自然胜迹、民俗风情等方面的原始风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继承和弘扬优秀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同时对于开发湖北的旅游资源，何尝不是一种帮助呢？

四、书目文献编排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书目文献编排的基本原则是“以人系书”，按作者生年先后顺序排列，同一作者的著作一般按经、史、子、集的顺序排列；但对于关联度较高或内容相近的单部作品则适度突破这一原则，以类相聚。即书目文献编排应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大多数著作的编排顺序坚持“以人系书”这一主体原则，即按作者生年先后顺序排列。但对于关联度较高的一些文献，特别是单本著作，若按时间顺序编排，则既显得单薄（一般难以独立成书），又显得杂乱无章，那就不如适当归类将他们集中放置在一起。如清代湖北水利文献较多，并且大多是一个作者一部作品，本书目将其集中放置在一起。又如：清代湖北地理文献较多，大多是一个作者一部作品，本书目亦将其集中放置在一起。又如：汪士铎编《胡文忠公抚鄂记》，与《胡林翼集》内容关联度很高，本书目将其置于《胡林翼集》之后。

这样编排的好处是既可以突出著者，能够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每位著者的学术全貌，同时也适度兼顾了某些关联度较高作品的类聚，以便于今人的整理和出版，也便于今人更好地研究和利用。

在讨论《荆楚文库》编纂出版方案和征求专家意见时，有专家主张《荆楚文库》应“以类隶书”，按经、史、子、集等类别编排文献，如此能充分反映荆楚文化的整体面貌及学术源流。众所周知，晚清到民国，随着外来文化的大量涌入，很多图书的体例和内容与古代图书已经大不相同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已经不太适合《荆楚文库》全部著作的分类，加之《荆楚文库》的文献著作总数并不是特别庞大，只有2000多种，所以对其进行全面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已退居次要地位；同时，“以类隶书”将同一作者的著作散见于各类，难以全面反映每位作者的学术全貌，不利于对单个作者的作品进行整体研究，等等。

笔者以为，上述两种编排方式各有优长，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重要的是哪种编排方式更便于或适合今人的整理出版和更好地研究和利用。很明显，前一种编排方式更加适合。在运用前一种编排方式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两种编排方式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并注意弥补各自编排方式的不足。

鉴于以上分析，为了弥补“以人系书”编排方式之不足，可以适当吸收“以类隶书”之优点，书目中文献的编排应在坚持“以人系书”主体原则的基础上，对于关联度较高或内容相近的单部作品则适度突破这一主体原则，以类相聚；同时在《荆楚文库》全部著作出齐之后，编撰《荆楚文库分类书目索引》，附在《荆楚文库书目提要》之后。

五、书目选编要尽量完整丰富，以便出版者和整理者参考

许多专家从传统目录学著作提要的学术规范对《荆楚文库书目》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为以后编撰《荆楚文库书目提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我们《荆楚文库》编目工作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大家知道，目前我们所选编的《荆楚文库书目》，实际上是从出版的角度制订的出版选题目录，是供下一步出版社组稿或整理者依照的选题目录工作本，而不是传统目录学意义的目录著作。因此，本书目的著录，由于时间和条件的限制，不可能达到也不要求达到传统目录学著作提要的著录规范，而是要比较灵活地尽可能比较全面地反映选题信息，以供今后出版社和整理者参考和利用。

如清代文献书目的有些条目在书名后重复出现著者及著作方式，不符合传统目录学著作提要的著录规范，但为了在前面目录中比较全面反映著作和著者信息，在有些条目的书名后作出这样的一些技术处理，主要是为了在编辑目录时电脑自动生成著作和著者等信息的需要。所以编撰《荆楚文库》选题目录工作本，可以灵活多样，一切以能比较全面反映选题信息为最高准则。

又如拟选书目条目包含很多元素的内容，有书名、著述方式、版本情况、附注、作者与作品简介或拟选理由等元素；备选书目条目的内容则从略，一般只有书名、著述方式、版本情况或少量附注等元素。兹列举拟选书目中的《刘子壮集》条目为例：

刘子壮集

（1）分门断法不分卷

清黄冈刘子壮撰

清抄本（上图）

（2）屺思堂文集八卷诗集一卷

清黄冈刘子壮撰

清康熙刻本（南开）

一九九七年齐鲁书社据清康熙刻本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天津湖北）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

《四库》收录。

子壮字克猷，明崇祯庚午举人，清顺治己丑进士第一人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撰。其制艺与熊伯龙齐名。

（3）刘克猷稿一卷

清黄冈刘子壮撰

清康熙三十八年刻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本（上海）

《四库》收录。

邹按：刘子壮（1609—1652年）为清代开科状元，曾授翰林院编修，诗文大名于世。其人收入《湖北历史人物辞典》、《湖北文学通史》和《湖北历史名人》。《四库》收刘氏著作2种。建议结集为《刘子壮集》。

在尽量保持古籍原貌的基础上，根据《荆楚文库》编纂体例和文献编排原则，我们对书目的条目书名做了适当的技术处理。一般是一个作者有两部以上（包括两部）著作一般以作者名结集，或曰“某某集”，或曰“某某诗文集”，或曰“某某诗集”，或曰“某某文集”等，集名下一般包括若干子目书名（均为旧书名）；一个作者只有一部著作或具有囊括全部著作的合集，一般保留旧名采取“以书存人”的做法，或曰旧编从旧。按此办法，上述条目书名应为《刘子壮集》，同时，条目下面包括3个子目书名——《分门断法》不分卷、《屺思堂文集》八卷《诗集》一卷、《刘克猷稿》一卷。

著述方式包含的信息也很丰富，主要包括作者朝代、籍贯、人名及作品的著述方式，如：清黄冈刘子壮撰。

版本情况则尽量罗列作品的诸多版本及其馆藏信息。如《屺思堂文集》八卷《诗集》一卷，列举了清康熙刻本和齐鲁书社整理本及其馆藏信息。

有些条目还附有阳海清先生书目附注，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其内容主要包括作者生平或作品主要内容和价值判断及刊刻情况等。

另外，本书目还根据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补充说明作者生卒年、主要经历和学术成就及作品的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等。每个条目最后以“邹按”的形式提出拟选书目的入选意见，简要说明作者在当时的地位影响和学术成就及对作品的价值判断，等等。

以上不惜花费大量笔墨描述这些多元素的内容，是为了更好地说明编目内容可以灵活多样并提供完整丰富的信息。这些丰富多样的信息，既可为专家选目时提供参考，也可为今后出版社和整理者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另外，本书目列有备选书目，共计200余位作者300余种著作，这是清代文献书目有别于其他部分文献书目的一个重要特点。清代文献备选书目数量较大，与拟选书目的比例接近1∶1，为备选书目最多的部分，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清代文献书目遴选难度大。

由于资料所限，有些作者生平无法考证，其著作内容也无法了解，通过现代技术手段进行网上查询亦一无所获。一般情况下，说明这些人物的影响并不大，其著作价值可能不高，所以没有引起后人或研究者的关注，这些人物或著作一般列入备选书目。但这样也不排除少数有价值的著作误入备选书目的情况。这些备选书目将根据馆藏线索进一步查找原书或有关资料，深入了解作品的内容，对确有价值的著作将列入正选书目。

还有一些在某一方面具有一定影响的鄂籍人士，因其著作馆藏不详（即有目无书）暂列入备选书目。这些人物的著作将尽力搜讨，若查访到这些著作的下落也将及时列入正选书目。

所以，列备选书目的主要目的是供专家选目时参考，以便充分汲取广大专家的意见，避免重要人物或有价值的著作遗漏；同时，也可为今后建立《荆楚文库》数字化文库工作提供较为充足的资料储备。

以上是笔者在实际编目工作中的若干思考，前面三点主要阐述《荆楚文库》文献的收录原则，重在文献内容层面；后面两点主要阐述文献的编排原则或书目选编内容等方面，重在技术操作层面。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其实，《荆楚文库》文献收录原则的含义非常丰富，远远不止上述列举的这些。上述三条文献收录原则，其内容是各有侧重并相互联系的。这些文献收录原则，需要我们在今后的选目工作和编辑出版工作予以认真的领会和落实。此外，关于《荆楚文库》文献收录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关于是否照顾学科平衡的问题，是否照顾地域作者平衡的问题，是否照顾珍稀版本的问题，关于集体著作如何收录的问题，关于注、评类著作如何收录的问题，关于是否收录族谱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笔者已提交编辑部专题会议讨论过，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再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