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报》2016年4月18日第A05版，刊发了一篇名为《长春现晚清名臣胡林翼手札——当了8年巡抚，穷得没钱用？》的报道，披露了长春市民许老先生收藏的一封尚不为时人所知的胡林翼手札真迹，据报道是“1960年许老爷子托友人在一名收藏家手中购来的”；同时披露了许老先生和吉林市政协文史委员皮福生先生对手札的解读。

在下因为整理《胡文忠公遗书》的缘故，四处搜罗胡林翼的集外佚作，网络搜索自然是用得最多，也最便捷。偶然间在搜狐上看到了此报道的转载，顺藤摸瓜，找到了《新文化报》网站上的相关网页。只是网站上的图片过于模糊，遂致电《新文化报》社求助，承蒙编辑石竹帮忙，给在下传来了几幅图片，可惜图片上布有水印，较之网上转载，清晰度没有多少提高。据说是她们留存的图片如此，而摄影记者孙立国先生已经离职。2020年3月1日，《新文化报》宣告停刊，人员遣散，想一见清晰图片，只怕是难上加难了，也许这就是在下的缘法。《新文化报》提供的手札和题跋的图片如下：

一、文本识读

手札的正确识读是准确解读文本的前提。许老爷子是手札的保有者，据报载“许老爷子对信里的内容已经倒背如流。唯恐将藏品破坏，他将手札拍成照片常常观看，也曾多次抄写在本子上，一字一句翻译过来”；皮福先先生既是文史委员，又是书画名家，对手札定有准确的识读。可惜关山阻隔，人地生疏，无由识荆。在下只得鼓起勇气，强作解人。惟手札图片过于模糊，识读或有疏虞，八九不离十，自信已经做到。许老爷子的此件藏品包括胡林翼的手札和胡嗣瑗的题跋（一阙《水龙吟》和小序）两部分，抄录如下。

（一）胡林翼手札

幼湖弟、春芝妹足下：

得闻年伯大人凶耗，为之悲惨不胜。五月之事，至十二乃知。弟、妹之情，数年不得一音问，子美七哀之诗亦近之矣。弟、妹连年苦况及此后苦境，不忍思索。

兄连年以来，所处亦非人生之境。去年之自欲觅死者已十馀次矣。无一日之饷，而妄与贼争，实欲妄与天争权，兄之才力其可得而胜耶？去冬至春，军气稍壮，而成败利钝不能逆睹。除却打仗，别无生路。除却阵亡，别无死法。此一定之理，心中早已泰然。即流离困厄，万分不堪，心中毫无欠挂。只念老母八十馀岁。然此身已非我之所得而私，亦不可稍分其念，以贻父母之辱也。

尤异者，自去年二月至今年正月，巡抚至于典史，一人当之。武昌一带，仅一孤臣。其羣臣皆王德安、襄阳，近乃稍稍近在汉上矣。又军饷皆非我之所得而专。必欲以外官苦情一一上烦宵旰，亦非忠臣之用心。委己以求全，其济否则天也。外官之可恶，将备之该死，州县之贪鄙，每一念及，目眦皆裂。贼不足平，而天下事殆不可为矣。聊说大概而已，其不可尽述者，千万言不足以状其情。

弟、妹穷而无归，兄亦无主意可出。扬州难以久居，仍依剑泉以活。剑泉如少能共养十馀口，暂依为谋为要。湖北未平，贵州已大乱，东南西南数省情状直不可问，弟、妹实无家可归矣。

母亲精神尚健，大、二老姨太太均好。元妹于十一月与唐八成礼，兄连年万分窘迫，仅用费二百串，草草了姻事。福妹许配罗道台泽南之子。九妹与湘阴左八之子为姻，正月喜事，兄处仅令家中售田，而苦无人受，亦太不情矣。嫂嫂好多病，兄不能两顾。家在益阳旧店（小地名斯干里）有屋可栖，有田可耕，惟无钱用，家中只能啖粗粝耳。吾妹久悉家中之况，自作知府以来，家中无分文之馀，此亦惟黔中人知之耳。

武昌果复而有生理，不仅东南大局所关，即京中音问亦可常通。兹因专差之便，附寄百金，敬乞代荐年伯大人几筵。年伯尝以六千金畀我，而至今弟、妹如此苦况，不能稍稍一筹，此心此念，何以为情。弟、妹皆善自保身为企。

兄林翼顿启。十三。武昌城外。

（二）胡嗣瑗题跋

武昌四战之冲，一身许国安危系。乱离骨肉，穷交肝胆，迸成酸泪。半壁疮痍，上游抖擞，早忘生死。正王师初集，坚城未下，谁能料，男儿事。

惊看龙蛇满纸，信家书，万金堪抵。七哀杜甫，八州陶侃，奈何相似。心上吾亲，目中群虏，当归休寄。算侊侊江汉，斯人不作，陨孤臣涕。

——《水龙吟》

咸丰六年正月胡文忠军中寄弟、妹书，语多危苦。旧藏同里景文诚家，获读，敬题。康德乙亥三月胡嗣瑗记。

二、两点补正

《新文化报》的报道，详细介绍了许、皮二位老先生对手札的解读，此不俱载。此报道网上尚可找到，感兴趣的请参阅。此处仅就解读中所涉及人物，以及做了八年巡抚却没钱用一说作点补正。

（一）胡嗣瑗和景文诚、幼湖弟和春芝妹为何人

藏品中涉及的此四位的身份及相互关系的厘清，是判断藏品真伪，准确解读手札的关键，所以不嫌多费笔墨，详加征引。

胡嗣瑗（1869—1949），字晴初，也作琴初，别字愔仲，号自玉，贵州省开州（今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人，原籍广东顺德。清光绪庚子、辛丑（1901）并科举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三十四年（1908）散馆，授职翰林院编修。宣统元年（1909）捐道员衔，次年发往直隶试用，曾任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总办。民国初年，任冯国璋幕僚，先后担任江苏金陵道尹、将军府咨议厅长等职。与陈宝琛、陈夔龙、沈曾植、刘廷琛等遗老交往密切，积极参与逊帝溥仪丁巳(1917)复辟活动。1917年张勋复辟时，官阁丞。1924年逊清皇室被发动“北京政变”的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追随溥仪退居天津。曾任溥仪在天津的办事处主管，参与机要，有“胡大军机”之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溥仪赴东北，历任伪满洲国执政府秘书长、参议府参议等职。因与罗振玉、郑孝胥不合，1939年离职闲居。1949年2月18日病逝于北京，身后萧条。所著《直庐日记》为胡氏1931年任职天津办事处时的日记，保存了大量溥仪蛰居津门时期的逊清皇室史料。原件藏于辽宁省图书馆特藏部，1994年由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2017年凤凰出版社易名《胡嗣瑗日记》出版简体整理本。

景文诚，即景方昶。景方昶（1866－1931），字旭初，号明久，贵州省兴义府兴义县（今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进士，二甲八十名，同年五月任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六年四月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后官至湖南辰州府知府，赏二品衔。民国建立后，追随溥仪，在溥仪宫中任职，是溥仪的四位老师之一。1931年在天津去世。所著《东北舆地释略》四卷是研究东北史地的重要文献，由金毓黻推荐，纳入“辽海丛书”出版。金毓黻对此书评价颇高，称“近贤治东北舆地者，除曹彝卿观察廷杰外，殊未见其匹也”（《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440页）。可见景方昶是位学者型的官员。

胡嗣瑗和景方昶为贵州同乡（即题跋中所称的“同里”），同属科举出身，同入翰林，同为前清遗老，又同在溥仪的天津办事处行走，交谊非浅。落款中的康德乙亥即公元1935年，康德是伪满年号。景方昶死于1931年，胡嗣瑗《直庐日记》载有景方昶于此年农历八月初六日安葬一事，景方昶本人未在伪满洲国生活过。另，据于德北《水下森林》一书中所收的几篇有关景家的文章，可知景家确实去了东北，且曾在长春的伪满政权中讨生活，其后人至今仍有人生活在长春。有此渊源，胡嗣瑗在景方昶身后，得见景氏家藏，并应邀题识，实在是不稀奇。

至于手札的收信人，幼湖弟确实不是胡林翼的亲弟弟，而春芝妹却是胡林翼的亲妹妹。梅英杰《胡文忠公年谱》卷一载，道光十三年“适但氏妹春芝生”，道光二十七年“但公子培良当来就昏，公挈之至长沙成礼”。可知幼湖弟即春芝妹之夫但培良。

但培良（？-1909？），字幼湖，贵州广顺县(今长顺县广顺镇)人，但明伦第三子，道光二十九年方于江苏捐米叙官。[①]但培良善作诗文，《贵阳府志》收有其题广顺内外八景诗作多首，但似乎不以文学闻名。虽曾出仕，却没有什么显赫的官职。事迹不彰，世人自是知之甚少。但是研究《聊斋志异》的，没有人不知道其父但明伦；研究中国电影史的，没有人不知道其子但杜宇。有父如此，有子如彼，但培良身为承启之人，想来也必有过人之处，只是时运不济而已。但明伦与胡林翼之父胡达源同年中的进士，故手札中敬称为“年伯”，二人“谊气相符，重以姻娅”（胡林翼《广顺州志叙》），交情非同一般。但明伦在晚清文坛和政坛上都不是泛泛之辈，功成名就，宦槖丰厚，算得上是名利双收。只是垂老赶上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丢了官不说，老家的豪宅也被付之一炬，留居贵州的家眷死伤殆尽；扬州失陷，不但连累子孙赔补公项亏空，自身也客死于时而被令留营戴罪立功、时而被严旨发往新疆做苦差的穷愁困顿之中，连死期也成了悬案。得亏有此手札，可知但明伦死于咸丰五年的五月间。但明伦落败后，但培良一家北上京师，“依剑泉以活”。咸丰八年，但培良曾有一函致胡林翼，称“久寓京华，支持颇不易易”。咸丰九年，胡林翼曾有一函致阎敬铭，称“从幼湖处寄到瑰章，知假归珂里，省视兰陔”。阎敬铭由北京回陕西老家省亲，托幼湖转寄的信函自然是由北京寄出，由鄂省折差等人就便带回，也可佐证但培良咸丰九年时尚居于北京（此时应已经在户部任职），且兼胡林翼的书邮。咸丰十年，因为英法联军逼近京津，但培良离京投奔胡林翼。咸丰十一年，避居湖南益阳。但培良后来做过江西某地知府，其子但杜宇即出生于江西。但杜宇19岁那年，但培良去世，此后但杜宇一度奉母回黔居住。但培良与胡春芝伉俪情深，胡春芝去世后，但培良曾写诗痛悼。二人共育有几子几女，在下未曾深考，仅知其女但宝梁是湖北蒲圻名人贺寿慈幺儿贺良橒之妻，一例的名门望族。

但培良既为贵州人，又长居北京，景方昶与其有来往也不难想象。在下无有证据，不敢妄议这手札是如何到了景家的。但既为景家旧藏，以景家的文化背景，世家素养，想来景家不至于伪造，景家亦不至于为伪作所欺蒙。此手札当是景家带到长春，又从景家流出，辗转为许老爷子收藏。皮福生老先生断言手札为真，确乎可以遵从。

（二）“当了8年巡抚，穷得没钱用”系误读

咸丰五年二月，湖北省城武昌第三次为太平军攻陷，巡抚陶恩培殉职，布政使胡林翼代行巡抚事。咸丰五年三月三日，因为荆州将军官文的举荐，奉旨署理湖北巡抚。咸丰六年十一月，因收复武汉三镇，实授巡抚。咸丰十一年八月，病逝于武昌节署，前后不过七年光景。胡林翼代理湖北巡抚时，武汉已经三次为太平军攻占，官私财物扫地一空。曾国藩曾在为胡林翼请功的奏折中写道：“武、汉已三次失陷，湖北州县大半沦没，各路兵勇溃散殆尽。胡林翼坐困于金口、洪山一带，劳身焦思，不特无兵无饷，亦且无官无幕，自两司以至州县佐杂，皆远隔北岸数百里外。一钱一粟，皆亲作书函，向人求贷，情词深痛。残破之馀，十不一应，至发其益阳私家之谷以济军食。”穷愁危苦，可谓无以复加。

清朝的各级官员，名义工资确实不高，不过在咸丰年间官员还有一笔额外的合法收入——始于雍乾時期的养廉银，各级官员，尤其是省级高官，养廉银之丰厚，令人咋舌。胡林翼的老岳丈陶澍做了十年的两江总督，其养廉银每年在18000两左右，其遗属由扬州回湘定居后，不但亲族觊觎擂肥，连在湘办团练的曾国藩都忍不住要去摊派勒捐，逼得陶家要对簿公堂，才逃过一劫，也种下了曾和左宗棠（胡林翼内弟的岳父兼监护人）日后不和的心结。依规定，湖北巡抚可以拿到每年10000两的养廉银。胡巡抚上任之初，由于“州县大半沦没”，税基锐减，依靠火耗羡馀发放的养廉自是有限，但据胡林翼咸丰六年致王家璧等人的信函称，他当时尚有一两千两银子的养廉可领。只是当时军饷尚且有无着落之日，拖欠百官薪俸自是家常便饭。咸丰十年九月十八日胡林翼致阎敬铭函，称“八年丁忧后，澹村先生将不能领到之蜀臬、楚臬、楚藩、楚抚（有未曾到任而在粮台领取）之养廉送给，丧祭之外，尚馀五千串”，似乎咸丰四年至六年，胡林翼也不能领到养廉银。胡林翼拿不出多少银钱接济亲妹，应是实情。胡、但两家是上一辈下一辈的交情，但明伦又曾以六千金助胡林翼复出贵州，于情于理，胡林翼都不可能悭吝。

经过胡巡抚多年的经营，尤其是漕政改革后，湖北省的财政收入随之大为改观。用曾国藩的话来讲，是“再造江汉，糜烂之区变为富强”。虽说由于楚军东征皖省，湖北“养兵六万，月费至四十万之多”，军饷费用浩大，鄂省财政相对而言依然吃紧，但官员薪俸的发放也有较大改善。《胡文忠公遗集》卷八十四收有《藩司折开各官养廉批》，内容为批示全省官员养廉银的发放，可为佐证。胡林翼不贪污，甚至不收受下属的节礼，较之湖广总督官文，较之曾国荃等一干以军饷自肥的湘军将领，尚属不富裕，财务自由更是无从谈起。咸丰十一年二月十八日胡林翼复阎敬铭函，称“署中支用一节，渭春以为来谗慝之口，弟故悚然。弟署中衣食及营中内账房八十馀人饭食，（文案书记均食账房之饭。巡捕、家丁，念其均正派，无营谋，故以此优之。）及凡赠贿之出于私交者，均取给于公费。其养廉则或捐或赠人，不能自奉，且年廉亦甚无多，固不甚足矣。……弟嘱营务处用钱，须读捐例一遍，名器如此之易得而不贵，而弟之用财如粪土，即谓与人，非私肥，然亦何尝不侈乎？！”胡大人官二代出身，自身又早贵，世家子弟的习气还是有的。要用钱的地方多，出手又阔绰，巡抚工资和奖金确实不够支用，不得不从办公经费中列支，以致好友严树森以后患相警示，胡林翼本人亦从谏如流，勇于改正。这也说明，胡巡抚用钱除了自家工资性收入，尚有其他合法渠道可以开支，清代的官员们应该都有自己的类似台湾地区“特别费”的费用开支便利。胡林翼自警“用财如粪土”，“何尝不侈”，或许有些过甚其辞。要说当了多年省级干部的堂堂巡抚大人，手头一点都不活动，也不是事实。胡林翼任上修宗祠，修书院，为父迁墓，为妻买燕窝，为儿置水田，鹿茸赠友，辽参续命，捐俸助饷，应酬交际，在在都是要银子见面的。据其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三日致陈国辂等人函称，“书院捐银，虽已约计捐交一万一千五百两，第一次二千六百两，第二次三千九百两，第三次五千两。然去年鹿角洞墓田田价及本年阮桥山价均有私挪，须划归林翼私账。须净归书院田价库平银一万一千两。查明不足之数，林翼即刻专行再补寄数百两来，以足一万一千两之额。仍请尊处奉县奉府详院咨部，均须以此一万一千两，切实声明”。知胡林翼为兴建箴言书院，三次捐银一万一千五百两。另据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复曾国藩函称，“书院竭三年之力，始得田租。兴造须六千金，刻未兴工。鄙人不死，明年春夏，可肯堂构。否则须五年田租所入，乃能成之”。可知当时胡巡抚一年的工资性收入尚在六千两银子开外，日常用度外尚有积蓄，这哪里是当了八年巡抚还“穷得没钱用”的巡抚大人？如果将时空定格在手札写作的咸丰六年正月，此时的胡巡抚之穷确实跟叫化子相去不远。胡林翼手札中所述的危苦，应该是咸丰五年六年之交穷巡抚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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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达源、胡林翼父子当年都有不俗的官声人品。尤其是多年实际主持湖北军政的胡林翼，其功烈一直为清人所服膺。胡嗣瑗作为清朝臣工自然不会陌生，敬读手札，感时伤事，不免悲从中来。只是胡嗣瑗作为清室遗老，伪满孤臣，昩于潮流大势，不能与时俱进。殊不知咸同年间的清廷，作为中土文明的守护者，尚能获得儒士们的文化认同；日本刺刀扶植起来的伪朝，注定无法掳获唾弃帝制、崇尚共和的中国人的心。长春城中的孤臣，与武昌城外的孤臣已不可同日而语。江汉汤汤，武昌城外的孤臣终有一登黄鹤楼之日；松辽无波，长春城内的孤臣纵涕泪流尽，继之以血，也无法挽回釜底游鱼的宿命。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胡嗣瑗们如此逆天违命，与天争权，纵使胡林翼复生，又岂可得恃之而胜耶？

《新文化报》披露的这件藏品，对研究清史和伪满洲国時期的历史都有其独特的资料价值，只是报载的许老先生和皮福生先生对手札的解读，尚有不够准确之处。两位老先生均非专业研究工作者，解读偶有失误也不足深怪。在下也非专业研究人士，欲以一隅之见试作补正，或许亦不免百步笑五十步之嫌。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可也。倘能引起专业研究人士的注意，对手札加以高水平的解读，又岂只是在下一个人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