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含量可以说是编辑为图书出版所做的全部工作的总和，它决定着图书内在质量的最后成型。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王涛指出：“要做好出版业供给侧改革这篇文章，关键是要提高出版物的编辑含量。”“提高编辑含量是出版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不二法门。”[1]而如何提高出版物的编辑含量，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将以笔者编校《荆楚文库》“荆楚方志编”图书的经验为例，说明图书编辑如何在工作中发挥作用，提升古籍整理类图书的编辑含量。

《荆楚文库》是为全方位搜集、整理湖北历代文献，建立完整的研究湖北的资料系统发起的一个重大项目，分“荆楚文献编”“荆楚方志编”“荆楚研究编”三部分。其中前两个部分是对古籍文献进行点校整理，采用繁体横排形式出版。笔者担任了《荆楚文库》“荆楚方志编”中《黄鹄山志》和《洪山宝通寺志·长春观志》几部地方小志的责任编辑。

《黄鹄山志》是清代胡凤丹在综理湖北书局时所纂辑的小志，胡凤丹任职楚地之时，既醉心于黄鹄山之壮美，又慨叹与黄鹄山相关的名区胜迹的留遗和迁客骚人的题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灭不传，故而广搜博采，对涉及黄鹄山及隶属于黄鹄山的相关古迹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汇编整理，并请专业人士绘图卷端，成书十二卷，包括名胜、流寓、仙释、祥异、金石、艺文等方面的内容，以使后人通过此书能够知晓世代沿革、山川厄塞、人物雅俗、风会盛衰。

《洪山宝通寺志》最早由天正和尚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编辑而成，分为三卷，卷上主要有历代护法、历代主持记，卷中收录历代碑记，卷下除艺文外，另有寺产部分。至光绪年间寺僧松泉增补若干条，主要记雍正朝之后，同治光绪年间事。光绪时达澄方丈主修，又增辑一卷。《洪山宝通寺志》详细记载唐宋以来有关宝通寺的人物和事迹等资料，且迄今仅此一部尚存，故而该志在武汉佛教史上地位突出，是武汉唯一的一部传世寺志，也是武汉弥足珍贵的古代文献和屈指可数的专业方志。

《长春观志》是千山道人李理安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编纂而成。李理安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至长春观，见观内志谱阙修多年，遂借都讲观内之机，搜集天下名山图说、旧闻，并将关于长春观之事，一一抄录珍藏，最终分门别类，举例发凡，付梓成书，即此《长春观志》。除卷首的表、序及凡例外，《长春观志》共分四卷，前两卷主要是与长春观有关的资料和人物传记，后两卷基本上是一些文献的汇编，作为志书，稍嫌芜杂，然而却也体现了一定的丰富性。

由于篇幅原因，《洪山宝通寺志》与《长春观志》合并成一册出版。

一、以底本为基础，充分尊重底本。

《汉书·艺文志》云：“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浸不正。”[2]古籍整理的目的不是创作，而是保存人类文化遗产，臆改甚至妄改古书，会损毁古书原貌，都是不可取的做法。整理古籍态度必须慎重，编校古籍整理类图书同样如此。因此，在编校过程中，必须以底本为基础，充分尊重底本。

笔者所编校的《黄鹄山志》底本为清同治十三年（1874）退补斋刻本，《洪山宝通寺志》底本为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长春观志》底本为民国二十五年（1936）刊印本。在编校过程中，笔者将校样与底本逐字对照，对简体转繁体中出现的错误及原排版中出现的脱文、衍文、讹文、倒文等逐一进行了订正。在用字上也基本遵从底本。

二、科学利用校勘方法，合理修改书稿。

陈垣先生1937年出版的《元典章校补释例》（1959年重印时改名为《校勘学释例》）根据前人经验和自己校勘《元典章》的心得，提出了“校法四例”，即将校勘的方法概括为四种——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对此，黄永年评价说：“已被公认为校勘的正规方法。其体系之完整不仅非前此种种校勘论着之所能及，即今后的校勘工作者也很难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并另起炉灶。”[3]

笔者所编校的《黄鹄山志》和《洪山宝通寺志·长春观志》均属地方珍稀小志，版本比较单一，故本文主要从“校法四例”的后三种方法进行举例说明。

（一）充分运用本校法。

本校法是将同一种书的上下文或者不同部分相校，或将正文与注文相校，从而找出不同，正其谬误。

在将同一种书的上下文相校时，笔者发现，在《洪山宝通寺志》卷之上“住持”目下有“元统二年兴工，……至元元年，工竣。金华黄公从事，撰文，碑立弥陀殿前”句，卷之中的《武昌大洪山崇宁万寿寺记》文末标有“金华黄溍晋卿撰文”，可见此文即金华黄公所撰碑文，但文中又说“始作于元统二年某月，讫功于至正某年之某月”句，两者相较，开工时间为元统二年无误，但工期截止时间有“至元”与“至正”两种说法。点校者或未发现，或已经发现而没有做出处理。经查，元统二年为1334年，至元元年为1264年，至正元年为1341年，当然应以“至正”为是，笔者为此增加校勘性注释进行说明。

在将同一种书的不同部分相校时，笔者重点核查了原书目录与正文的对应关系，由此发现了许多不同之处。例如，在《黄鹄山志》一书中，第一，目录与正文多处数量不一致。其中最突出的是卷一“名胜”部分的引文数量和“艺文”部分某一作者的作品数量等，目录所标与正文多处存在不一致现象。如卷一目录中标示黄鹄矶的相关引文有八则，而正文实际只有七则；又如卷八目录中标示夏言描写黄鹤楼的诗有一首，而正文中实际有两首。第二，目录与正文顺序不一致。其中尤其是“艺文”部分目录与正文中作者排列顺序不一致处较多。第三，正文存在失序现象。底本目录中将同一名胜的同一主题的引文、同一作者有关同一名胜的作品等归并一处，清晰了然，而目录中归并一处的内容在正文中则常有分散情况，造成正文的失序。又如，与正文相校后发现，《洪山宝通寺志总目》卷中部分缺“洪山寺记”及“为申严条约以肃清规而杜觊觎事碑”二条。再如，《长春观志》卷四所录《李卫公望江南》有目录及正文，但正文与目录数量有不对应之处。针对以上情形，责编在逐一对照检查的基础上进行了梳理，并逐条给出校勘性注释进行说明，以使读者明确目录与正文的对应关系。

（二）合理运用他校法。

他校法就是借助本书以外的各种文献典籍来校本书，这种校勘方法可以解决对校和本校所不能证明的疑误。

笔者在编校相关图书时，对底本原文及点校者注释中的可疑之处，积极查找相关文献进行校勘。如《长春观志》卷一所收《三洞璇华序》底本标明作者为钱大昕，且文末注明该文选入《四六法海》，经查，《钦定四库全书》本及养正堂本《四六法海》均未见此文，而《石笥山房集》（咸丰二年刻本）中收录此文，但作者标为“山阴胡天游”。笔者对此增加注释加以说明，并将两个文本进行对照，有不同之处以注释形式进行说明。

（三）正确利用理校法。

理校法是根据事理、文理进行校勘的方法，也即一般所说的“无本可据，依理而校”。这种校勘方法需要校勘者依靠逻辑推理进行判断，对基本功要求比较高，且要始终秉持严谨的态度，否则就容易出错。正如陈垣所说：“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4]

理校法对校勘者的要求高，但不代表要因此而心生畏惧不敢决断。如《黄鹄山志》中有“授三等待卫官”句，“待卫官”之说明显与常识不符，而“侍卫官”指以侍从、护卫长官为专职的武装官员，根据事理，判断此处“待”应作“侍”，应属形近致误。又如《长春观志》卷一有小标题“张静定律师傅”“沈静圆宗师合傅”，此两项内容在《谱系》章节中，且上下文皆为人物小传，依据文理，可知“傅”应作“传”，亦属形近致误（“傅”与“传”的繁体“傳”形近）。笔者在编校时对此作出了理性判断，并以校勘性注释形式说明。

三、根据语感及语言文字学基本功，订正标点。

古典文献的底本往往没有标点，而古籍整理类图书为适应现代人的阅读习惯，需要施加标点。笔者在编校图书过程中，也发现了整理者在句读方面的一些错误。

如《黄鹄山志·序》中有一句话整理者断句如下：

数千百年，名区胜迹，所留遗迁客骚人，所题咏未可湮灭不传也。

如此断句，句意不通，读者不知所云。根据上下文及句义，笔者订正如下：

数千百年，名区胜迹所留遗，迁客骚人所题咏，未可湮灭不传也。

又如，《洪山宝通寺志·重修大洪山万寿寺碑记》中有几句话整理者断句如下：

飞栋流丹，水月澄空。龙听法，香楹绚彩，昙花绕殿；鸟闻钟，慈灯夜朗。色色银城，玄钥晨开；登登莲座，陋彼松林。兰若永称梵刹，蜂台高题萧宇。巩兹国祚，皇图彻悟……

如此标点是错误的。之所以错，就在于不符合古汉语的语法规则，没有发现上述句子的句式特点，没能正确找出对偶的句子。笔者订正如下：

飞栋流丹，水月澄空龙听法；香楹绚彩，昙花绕殿鸟闻钟。慈灯夜朗，色色银城；玄钥晨开，登登莲座。陋彼松林，兰若永称梵刹；蜂台高题，萧宇巩兹国祚。皇图彻悟……

四、根据相关规定，统一体例。

《荆楚文库》是一套丛书，对体例有明确要求。基于此，笔者参照《荆楚文库》编辑部制定的《〈荆楚文库〉古籍点校条例》《〈荆楚文库•文献编古籍整理类〉内文版式规范》及《〈荆楚文库〉编辑出版管理规定（暂行）》等文件对书稿体例进行了检查和统一，所做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删除一般性注释。根据《荆楚文库》编辑部的“简注”原则，将整理者所增加的一般性注释删除，只保留部分校勘性注释。

其次，新编目录。因底本目录与正文在数量、内容、次序方面存在较多不一致，又不同古籍文献的目录编制方式大都不同，且古籍目录常有总目和分卷目录之分，不仅内容都比较简略，与正文对应关系不明晰，而且分卷目录又散见于各卷卷首，既不符合现代出版规范，又无法适应今人的阅读习惯，也无法发挥目录的检索作用，故《荆楚文库》编辑部要求文献整理类图书一律在保留底本目录的基础上按照现代图书要求新编目录。此项工作最后由责编所完成。笔者在编校过程中根据现代出版规范，忠实于正文，新编了详细目录，置于前言之后、底本内容之前。

最后，统一版式。此项工作主要以《<荆楚文库•文献编古籍整理类>内文版式规范》为基础。

编辑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再加工和再创造。正如王涛所说：“对内容资源注入更多的编辑含量，是多出好书的必要条件。”[5]在出版古籍整理类图书时，尤其要重视案头功夫，提高图书的编辑含量，才能使图书真正经得起时间和市场的检验。

【参考文献】

1.王涛.出版业供给侧改革关键在提高编辑含量[J].光明日报，2016（006）.

2.[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1721.

3.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64.

4.陈垣.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校勘学释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23.

5.金平.编辑的工匠精神与出版物的编辑含量[J].编辑之友，2018（10）：074-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