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下发《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编制 “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和2021—2030年国家古籍规划的通知》，要求深入挖掘、抢救我国优秀文化遗产，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及对古籍的数字化开发利用。“荆楚文库”作为全面系统整理研究荆楚历代文献的大型项目，对于传承、创新荆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笔者担任“荆楚文库”项目“荆楚文献编”之《周锡恩集》的责任编辑，根据自身在编校过程中的浅见撰成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一、《周锡恩集》的编校

《周锡恩集》是收集整理晚清进士，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功臣馆协修周锡恩遗作的书稿。书中收录周锡恩创作的诗歌、骈体文、书信、游记、读书札记等，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晚清社会的真实面貌，再现了文人志士殚精竭虑以图济世救民的光辉形象，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1.版本考察

众所周知，底本的选择对于古籍的编校与出版至关重要。清人段玉裁在《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中称，校经之法必“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底本选择是古籍整理的第一步，只有找到比较好的版本作为底本，才能保证编校工作的顺利进行。对于底本选择的标准，张之洞在《读书宜求善本》中提出：“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阙之本也。”“不讹”谓之“真”，“不阙”谓之“全”。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在古籍的编校出版方面功勋卓著，他主张“书贵初刻”，“从未有不贵其最初之原本，而反贵其后人改编之本者”，原因在于初刻本错误较少，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原书全貌。“求真”与“求全”成为底本选择的两大标准。

版本考察，主要查考关于作者的传记资料，现存版本的序文、跋语及有关书目等。就《周锡恩集》的底本选择而言，存在两个版本的甄别取舍问题。光绪二十年（1894年）周锡恩自刊诗文集《传鲁堂集》，次年他又在武昌刊印《传鲁堂试律》和《佩秋遗稿》，以上三种姑且称之为“周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周锡恩因病去世。民国四年（1915年），周锡恩的学生王葆心就职长沙官书局，组织编纂 《传鲁堂遗书》（亦称《是园遗书》），补充了《传鲁堂集》遗漏之作及光绪二十一年之后周锡恩的作品，可称之为“王本”。若从“求真”的角度而言，“周本”质量上乘，刊刻精细，不足之处在于所收不全。若从“求全”的角度而言，王本补充了周本中尚未收录的作品，不足之处在于刊刻略显粗糙，且未收录周本中的部分内容。两个版本各有可取之处。根据“求真”与“求全”二者尽可能兼顾的原则，在底本选择方面《周锡恩集》将周本和王本进行了整合：对于周本和王本均收录的内容，以周本为底本，将王本中的异文以校记的形式注明：对于周本未收录而王本收录的内容，以王本为底本。为了全面整理关于周锡恩的历史资料，书后附录古刊本原序、墓志铭及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中的周锡恩会试卷。

2.字形辨正

汉字的演变历经了数千年，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到小篆，再到隶书、楷书，其结构慢慢固定，直到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公布，简化字才逐步取代繁体字应用于各个领域。古籍整理中的字体转换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繁字体转换为繁体字，另一种是繁体字转换为简体字。在荆楚文库项目所涉古籍整理中遵循的是“悉从其旧”原则，一般不对古籍原本的字体进行改动。从繁体字到繁体字，固然十分简便易行，但在编校的过程中仍会遇到大量需要辨正字形的情况。

讹字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古籍数字化处理过程中的文本输入。随着我国计算机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古籍数字化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必然发展趋势。对古籍进行数字化处理主要有文本输入和拍照扫描两种，《周锡恩集》的数字化处理方式即为前者。文本在输入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讹误，需要编辑在核对底本时认真仔细。如《传鲁堂文集》卷一《禁奢说》中“救貧之道，先在製奢”一句中的“製”，据《王力古汉语字典》，“製”多用于具体的制造，而“制”本义为“裁断”，引申为制造、制作，与“製”同源，多用于抽象的制作、制裁。“製奢”的意思是制裁奢靡的现象，“製”应改为“制”。又如《汰冗员议》中“凡捐者，當概複舊例”一句中的“複”，据《王力古汉语字典》，“複”的本义是重衣，引申为重复、繁复；而“復”的本义指行走的道路相重，引申为反复、恢复。“複舊例”中的“複”为“恢复”之义，应改为“復”。此外，书稿中还有很多因形近而误的字，如齊误为齋、傳误为傅、輪误为輸、暌误为睽、罔误为岡、羲误为義、鳥误为烏等，需要在编校时多加注意。

3.句读勘误

古籍一般是没有断句的，虽然在20世纪一些重要古籍有了标点本，但只占很小的比例，绝大多数古籍仍未标点。要读懂古文，就得从离章析句开始，这一过程即为句读。唐代高僧湛然说“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句读”的释义为“古时称文辞停顿的地方叫句或读。连称句读时，句是语意完整的一小段，读是句中语意未完，语气可停的更小的段落”。虽然历经千年，句读的释义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在古文的阅读中句读非常重要，其正确与否，关系到语意能否被正确理解。

《周锡恩集》的底本，无论是周本还是王本都没有句读，标点是后人在整理的过程中加上去的，这就不可避免会产生讹误。如《议变法》中“法者原之古帝王先圣贤定之祖宗参之卿相习之师儒其议之也杂以难其行之也备以久乌可以轻言变也”一句，后人断为“法者，原之古帝王先圣贤定之，祖宗参之，卿相习之，师儒其议之也，杂以难其行之也，备以久，乌可以轻言变也”。虽然“之”“也”等放置于句末的虚词可以帮助断句，但不能一概而论，应以文句通畅为准。在这个句子中要把握“原之”“定之”“参之”“习之”“议之”“行之”等一系列动词短语，应断为“法者，原之古帝王先圣贤，定之祖宗，参之卿相，习之师儒，其议之也杂以难，其行之也备以久，乌可以轻言变也”。又如《奉徐荫轩相国师书》后的按语“尤可为今日学一切学者之警枕痛针佛耶均贵信徒奈何儒学信仰今乃破坏至此”一句，后人断为“尤可为今日学一切学者之警，枕痛针佛耶？均贵信徒奈何？儒学信仰今乃破坏至此”。虽然“耶”“奈何”可放在句末表示疑问语气，但若这样断句，“枕痛针佛耶”尤其令人费解，何况“警枕”有所指，是古代一种用木头制成的圆枕，容易使熟睡的人在翻身时滑落并警醒，为刻苦学习的士子常用。“耶”在这里不作表疑问语气的助词，而是耶稣教的简称。该句应断为“尤可为今日学一切学者之警枕痛针，佛耶均贵信徒，奈何儒学信仰今乃破坏至此”。

二、古籍编校对编辑的要求

古籍的编校与出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其目的在于坚定文化自信，展示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从事古籍编校工作的编辑，应保持对于古籍整理出版的敬畏，肩负“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慎思明辨，笃行致远。古籍的编校，相对于其他图书而言存在特殊性，对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熟悉版本学相关知识

版本学是研究古代图书版本的学问，其目的在于揭示一种书不同版本的面目和性质——或真或伪，或原稿或传抄，或原刻或翻刻，或重刻或增刻，或初印或后印，或修版或补版，等等。作为从事古籍编校的编辑，必须对版本学的知识多少有所涉猎。只有正确识别版本产生的年代及其优劣，正确评价版本的价值，才能选择真正意义上的“善本”作为古籍编校的底本，走好古籍整理出版的第一步。鉴定版本，一方面可以从古籍的编撰体例、学术源流、文字表述、篇章布局等内容方面进行判断，另一方面可以从古籍的版式、用纸、装帧等形式方面进行判断。版本的考察实际上是对编辑版本学知识的检验，关于古籍的版本学知识越多，进行考察的途径也就越多。

2.明确字体的使用规范

在古籍中，字音字义相同而字形不同的异体字十分常见，同一个字不同的写法可能多达十几种甚至几十种，有的表现为笔画差异，有的表现为部首差异。许逸民先生在《古籍字体转换释例》中认为，如果是面向广大读者的古籍整理本，可以在适当范围内审慎稳妥地校改某些异体字。为了解决古籍印刷用字混乱的问题，保证古籍阅读的顺利进行和在互联网上准确传播，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古籍印刷通用字规范字形表》（GB/Z 40637-2021）已于2022年5月1日正式实施。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带领研制组成员对海量古籍数字化资源进行统计和测查，完成了1949年以来对传世古籍印刷字的第一次整理规范。《古籍印刷通用字规范字形表》给出了14250个古籍印刷通用字的字形、字音及国际编码，对于推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具有重要作用。虽然该表仅作为指导性技术文件，非强制性或推荐性国家标准，但对于从事古籍编校的编辑而言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3.掌握句读的基本方法

唐人李济翁在《资暇集》里说“学识如何观点书”，近代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在《古书句读释例·叙论》中说“句读之事视之若浅，而实则颇难”。要想正确地标点古书，必须对于古汉语的词汇、句法与古代文化常识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与积累。从事古籍编校的编辑必须掌握句读的基本方法：其一，熟悉文言文的词汇与语法知识，如判断句式、宾语前置句式、反问句式等，对于断句有事半功倍之效。其二，古人在写文章时根据句意自然停顿，相应地在句子中会出现很多语气助词或结构助词，这些词可以作为句读的标志。如“夫”“唯”“盖”等发语词一般出现在句首，“耳”“哉”“矣”等一般放置于句末，表示句子的完结。其三，节奏和韵律已经融入历代文人的血脉之中，他们会熟练自如地运用对偶、排比、反复、顶真等修辞手法，使文章节奏鲜明，句式整齐。这一特点在赋和骈体文中表现尤为明显。只要找到了准确的节奏点，句读疑难之处便迎刃而解。

三、古籍编辑的专业能力提升路径

古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编校质量是否过关关系到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能否被后人深入挖掘、继承发扬。为了担负起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古籍编辑除了具备基本职业素质外，还应积极谋求专业能力的提升，以适应古籍编校工作的需求。提升古籍编辑的专业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践行工匠精神，提升责任意识

在信息和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浮躁风气、短视心态日益普遍。只有秉持工匠精神，才能戒骄戒躁，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到制胜之道。工匠精神是敬业乐业、执着专注、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精神。古籍编辑首先要做到敬业乐业，具备全身心投入的职业精神状态，对于古籍编校保持严肃恭敬的态度，在查考、辨正、勘误的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其次要着眼于细节，有耐心，有韧性，心无旁骛，能数年如一日地坚守，在专业领域不断积累自己的优势；再次要做到精益求精，强化责任与担当，对于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不放过，都努力寻求正解；最后通过古籍的编辑与出版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2. 勤于修炼内功，增强专业素质

古籍编校的特殊性决定了编辑想要胜任工作，必须老老实实勤练内功，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勤练内功要有目标，否则容易迷失方向。古籍的整理分为影印、点校、注释、今译、辑佚、索引、编纂、数字化等几大类，编辑需要针对自己所编校的古籍整理本的类别去学习相关专业知识，阅读专业书籍，能与整理者有一定深度的交流。勤练内功要有毅力，否则容易半途而废。专业知识是枯燥的，有时候甚至是晦涩难懂的，这就需要编辑在学习的过程中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以学习为乐，才能真正学到本领。勤练内功要善于思考，否则容易脱离实际。“学而不思则罔”，学习贵在独立思考，要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做到指导编校实践，推动工作走深走实。

3. 善于借助外力，消除编校障碍

古籍中不可避免涉及古代文化，其内容极为广泛，包括天文地理、科举职官、典章制度、习俗礼仪、姓氏舆地、器物用具等等。如果对这些没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必然会在编校古书的过程中遇到障碍。仅靠一己之力想要消除障碍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需要借助外力。“外力”既指各种工具书、资料库、数字平台，又指身边同事、朋友、师长的相助。在信息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古籍数字化处理方兴未艾，国家及各地方图书馆相继推进的古籍数据库建设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读者进行检索和查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此外，各种有关于传统文化的软件如雨后春笋般相继问世，如问道国学、古文典籍大全、国学宝典等。这些电子资源编辑在进行古籍编校的过程中都可以充分加以利用，也可以及时请教师长，与同事、朋友进行探讨，达到消除编校障碍的目的。

综上所述，古籍的编校虽然相对于一般图书而言较为繁难，但事关文脉赓续，编辑必须从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精神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在具体的编校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强化责任意识，通过内外兼修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参考文献：

[1]周锡恩著,陈春生点校.周锡恩集[M].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22.

[2]段玉裁撰,赵航、薛正兴整理.经韵楼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M].中国书店出版社,1990.

[4]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王力.王力古汉语字典[M].中华书局,2002.

[6]钱伊庵.妙经句记证释[M].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

[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7版.商务印书馆,2016.

[8]许逸民.古籍整理释例（增订本）[M].中华书局,2021.

[9]李匡文.资暇集[M].中华书局,1985.

[10]杨树达.古书句读释例[M].中华书局,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