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杨守敬一生潜心金石、與地之学，成就斐然，又性嗜藏书，精于版本目录。杨守敬学问博洽，治学范围广泛，任举一端都不足以涵盖其对学术之贡献。作为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杨守敬一生致力于访书、藏书、刻书，同时又在版本、校勘、目录学等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中国传统文献的保护和传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藏书访书，善加保存

杨守敬一生嗜好藏书，这一点能得到时人的证明。其弟子熊会贞说他“嗜古成癖，书籍、碑版、钱印、砖瓦之属，莫不多方搜求”，好友毕保厘也称他“好聚图书”。作为清末著名的藏书家，访书购书是贯穿杨守敬一生的事业。他年轻时第一次入京会试就在北京“买得未见书盈车”，他于第二次会试落第后考取北京景山官学教习，此后他一面教学，一面利用闲暇前往琉璃厂物色碑版文字与旧版图籍，尽其所能购买，不能买到则设法钞写拓印。难能可贵的是，与那些“慎于乞假”“秘不示人”的藏书家不一样，杨守敬很乐意将藏书拿出来同人“赏奇析疑”“互相考证”，这表明了他对待古文献和治学时的一种开放态度。

杨守敬在保存传统文献上最令后世称道的就是日本访书。光绪六年(1880) ，杨守敬应当时驻日公使何如璋之邀，担任驻日使馆随员。杨守敬前往日本后，适逢明治维新，当时的日本社会处于一种讲求西学、蔑视旧学的学术氛围中，流传日本以及日刻中国古籍遭到毁弃，杨守敬对此忧心如焚，他说：“日本维新之际，颇欲废汉学，故家旧藏几于论斤估值……今余收拾于残剩之后，不能不为来迟恨，亦不能不为书恨也。”出于对文献的珍视，杨守敬开始了他的东瀛访书活动。由于初到日本，加之又不通日语，杨守敬对日本汉籍的种类、特点和传布情况都不了解，因此最初的访书活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但由于杨守敬好学湛思，他在访书之余主动与日本的一些藏书家和学者交往，如森立之、向山黄村、岛田重礼等人，这些人给他访书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和指导。尤其是森立之，他送给杨守敬一本《经籍访古志》，此书乃日本汉籍的解题目录，杨守敬得到此书后能够按目索书，访书活动也变得较为顺利。杨守敬在日访书可谓不遗余力，对于所见之书，“其能购者，不惜重值”，不能购者，则以他早年收藏的金石钱币交换，而对于日本官方所藏的珍本善册，既无法购买也不能交换，他总会想办法托人借出钞写。

杨守敬在日访书的成果是很显著的，他在日期间给友人黄萼写信说： “弟现在所藏书已几十万卷，其中秘本亦几万卷，其中有宋版藏书五六千册。”事实上，在他所访的书里除宋元刻本外，还有不少唐钞卷子本、高丽本、和刻本，其中多有国内罕见或久已失传的古书：“如经部之《易》单疏、《书》单疏、万卷堂之《谷梁传》、十卷本之《论语疏》；小学类之蜀本《尔雅》、顾野王原本《玉篇》、宋本《隶释》……集部之《文馆词林》，是皆我久佚之书，亦艺林最要之书。”光绪十年(1884) ，杨守敬将所收日本汉籍舶载回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列强入侵和掠夺，中国古籍被毁或是流失海外已属司空见惯，而杨守敬凭一己之力域外访书，不啻为一次文化壮举。

杨守敬不光在搜集文献方面居功至伟，他对文献的保护之功同样不可忽视。自日本归国后，杨守敬就在黄州建邻苏园贮其所得书籍，后来又将藏书移往武昌，建观海堂藏书楼。辛亥革命爆发后，时局动荡，他一度流寓上海，但仍心系观海堂藏书。多次派儿子前往武昌查看藏书保存情况。1912年他设法将藏书运往上海，最终归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杨守敬晚年目睹时局动荡，忆及自己搜书不易说：“世之藏书者，大抵席丰履厚，以不甚爱惜之钱财，或值故家零落，以钱值捆载而入。守敬则自少壮入都，日游市上，结衣啬食而得；其在日本，则以所携古碑、古钱、古印之属交易之，无一幸获者；归国后，复以卖字增其缺，故有一册竭数日之力始能入厨者。天鉴艰难，当不使同绛云一炬！若长此不靖，典籍散佚，则非独吾之不幸，亦天下后世之不幸也。”其爱书惜书之情由此可见。与清末以来售往海外的陆氏皕宋楼、叶氏观古堂藏书相比，杨守敬死后其藏书能归于故宫博物院，这实与他对文献的悉心护持是分不开的。

二、整理旧籍，校勘编目

版本鉴定、文字校勘、目录编纂是文献研究整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工作。清代以来，版本学大盛，晚清学者王先谦曾说：“欲博览遗书，尤以精究版本为重。”杨守敬治学一循乾嘉旧轨，在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视版本的选择和鉴定。他在访书时“每得一书，即略为考其原委，别纸记之”，通过对古书版式、序跋、篇卷、纸张、字体等内容的考辨来弄清古书的传承和学术源流。

杨守敬在版本上的深厚造诣充分体现在他研究整理《水经注》的过程中。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成书后，后世传抄翻刻，误脱衍倒之处甚多，历代不乏对其进行研究者。清代郦学大盛，不少学者参与其中，如赵一清、全祖望、戴震、王先谦等人对《水经注》的文字作了大量笺校释补工作，创见虽多但仍难免疏漏谬误。杨守敬深谙前人治《水经注》之失，有鉴于此，他博采群籍，搜罗众本，在门人熊会贞的协助下，历时十余年，正经注之失，驳前人之误，于光绪三十年( 1904)完成《水经注疏》初稿。汪辟彊盛赞此书“抉择精审，包孕宏富……集向来治郦注之大成”。杨守敬《水经注疏》甫一成书便获得时人认可与推崇，这实与他在版本学上的深厚造诣密不可分。在治《水经》之初，杨守敬对当时能见到的各家《水经注》校本进行了细致的比较：他指出明代朱谋玮《水经注笺》“征引秘文，自非胸罗九流者不能，且不轻改古书，在明人实为罕见”；对于清代赵、全、戴三家注释本，他认为“三家皆有失，非为脉水之功未至，即考古之力亦疏”，对于王先谦合校本，指出“王氏此书，文从戴录，体仿赵篇，亦其失也”。在综合诸家版本的基础上，杨守敬选择以王氏合校本为底本，然后旁稽其他版本，最后完成了《水经注疏》这一划时代的著作。杨守敬能对各家版本优劣如数家珍，一一道来，这既说明他学养深厚，同时也表明他精于版本。

版本与校勘关系甚大。古书在传抄、刊刻过程中难免文字的讹、误、衍、倒、脱，杨守敬对古书校勘尤为用心。对于自己所藏之书，杨守敬也参考众本进行校勘并写出校勘记，如他校勘日藏钞本《汉书·食货志上》，参考了宋本、元本、清何焯本、高丽本、日刻本，最后写出一百多条校勘札记。在刊刻《古逸丛书》期间，他“日与刻工磋磨善恶……夜则校书，刻无宁晷”。杨守敬曾计划将所校各书的校勘札记编成《续群书拾补》，后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他在《水经注疏》和所补历代正史《地理志》中留下了了大量的校勘成果，特别是《水经注疏》一书，杨守敬在文字校勘上用力甚深，他曾指出《水经注》一书“为郦氏原误者十之一二，为传刻之误者十之四五，亦有原不误，为赵、戴改订反误者”，陈桥驿先生赞扬杨守敬《水经注疏》的一大成就在于“包含了大量校勘和注释成果”，可见杨守敬治《水经》除了疏释前注外，还要完成的一项工作就是校勘经注文字，正讹补阙。此外，他对历代正史《地理志》悉心校勘，也订正了原书不少扞格难通之处。

自宋以后，不少藏书家都热衷于编订书目，及至清代，编订书目蔚然成风。清代学者王鸣盛曾说：“目录之学，学问中第一要紧事，必以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王氏此语虽然简略，但他关注的是目录的功用。具体来说，目录可以起到指示读书门径、了解一代文献的传承和积累状况以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作为一位学者型藏书家，杨守敬深知目录之功用。他一生编订的目录种类繁多，各有其侧重和价值。与众多藏书家一样，杨守敬也编订了两部藏书目录，即《邻苏园藏书目》和《观海堂书目》，两目一简一繁，著录了杨守敬藏书的精华。杨守敬还编有一部集大成的丛书目录《丛书举要》，后经好友李之鼎增补更名为《增订丛书举要》。该目收历代丛书1600余种，在分类和编撰体例上多有创新，其完善的丛书分类法被后世沿用。此外，杨守敬还有不少专科目录，如史部有《历代经籍存佚考》《隋书经籍志补正》，集部有《古诗存目录》，金石方面有《集帖目录》《三续寰宇访碑录》。在杨守敬众多的目录中，最知名的当属《日本访书志》。这是一部关于日藏汉籍的解题目录。此书按四部分类，对所收各书都写有详细的提要，旨在论述购书原委、著作源流、版本价值以及书中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等问题，余嘉锡认为此书考证精审，“为学术界有数之书”。

清代学者洪亮吉把藏书家分为考订、校雠、收藏、鉴赏、掠贩五类，作为一位学者型藏书家，杨守敬实兼五者于一身。他在搜集和保护文献的同时，还致力于文献的校勘编目工作。由于他严谨笃实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识，使他在版本鉴定、文字校勘、目录编订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三、刊刻流传，嘉惠后世

杨守敬一生除访书、藏书之外，还致力于书籍的刊刻。他曾说：“典籍散失，则非独吾之不幸，亦天下后世之不幸也。”为避免书籍永在秘阁，或至湮灭的命运，他始终以文献的传布流播为己任。杨守敬一生所刊书籍十分丰富，既包括私人撰著，也有不少他藏书中的精华，涵盖经、史、子、集、與地、金石、目录学、版本学和书法等领域。

杨守敬一生潜心学术，著作等身，他的大部分著作都由他自己筹资雕版付梓。就與地学而言，他于光绪二十二年( 1896 )刻成九卷六册本《隋书地理志考证》，书成后，杨守敬认为尚多讹误，又进行删补校勘，并于二十七年( 1901 )重刊，每卷后附补遗若干条。光绪三十年( 1904 )，《水经注疏》初稿成，由于该书卷帙浩繁，再加上杨守敬当时资金匮乏，不得已之下他只好将“《疏》中最有关系者刺出”，先行刊成《水经注疏要删》； 光绪三十二年( 1906)，杨守敬刻成《禹贡本义》。在这些著作之外，他还刊绘了大量的地图：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参考《水经注》，重绘并刊刻了《水经注图》；光绪三十二年（1906）至宣统三年(1911) 刊成三十四册《历代與地全图》，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套完整的历史地图集。在金石学和书法方面，他于光绪三年( 1877 )刻成《望堂金石初集》，光绪八年( 1882 )采用西方影印技术印制《寰宇贞石图》，并于同年刻成《楷法溯源》。

在刊刻个人著作的同时，杨守敬还选取自己藏书中的珍本善本进行刊刻。在日本访书期间，他获得了不少国内罕见或久佚之书，因而萌生了汇刻丛书的想法，此想法得到当时驻日公使黎庶昌的支持。杨守敬从所访之书中选取26种，于光绪十年( 1884年) 刻成《古逸丛书》。尽管该书后来署名为黎庶昌，但黎只是以公使之位挂名而已，此书的刊刻实为杨守敬首倡和施行，从最初提议，到后来的选书、校书、刊刻，他都亲力亲为。正是由于杨守敬的努力，此书刻成后“几于宋椠元刻等视”，叶昌炽曾赞《古逸丛书》“裒然巨帙，摹勒精审，毫发不爽”。光绪十七年( 1891)，杨守敬刊刻《补严铁桥古文存》一书。杨守敬刻此书源于他“于日本得《文馆词林》及《文镜秘府论》，又得朝鲜本《东古文存》，中多严氏所未见”。杨守敬刊刻的书不仅版本价值很高，其中多为宋元旧椠、朝鲜本、日刻本，而且还有不少国内已佚之书，如经部《韵镜》、集部《文馆词林》，正赖杨守敬主持刊行，这些书才得以在国内重见。

在有选择地刻印藏书的同时，杨守敬还刊刻了不少与藏书相关的目录学、版本学著作。他曾在日本访书期间撰成《日本访书志》一书，鉴于所访之书来自海外，“他日未必一一能传”，因而归国后他刊刻此目，让后世能借此书考见他访到的珍本秘笈。在此目外，杨守敬还撰有一部大型丛书目录《丛书举要》，此目将所收之书分为内、外两篇，“以纯正典雅者为内篇，博杂而鸿博者为外篇”，后经好友李之鼎增订改名为《增订丛书举要》，并于民国三年( 1914 )刊行。杨守敬对后世版本学的一大贡献就在于他刊刻了《留真谱》初编和二编。“所谓‘留真’者，于宋元旧本书摹刻一二页，或序跋，或正卷，藉以留原本之真。”《留真谱》两编共摹刻书影七百余种，以书影的形式保留了众多珍稀之本的面目，也开后来版本版本目录学影印书影之滥觞。

杨守敬重视书籍刊刻，将其作为一生的志向和事业。他对所刻书籍严加选择，悉心校勘，如刊刻历代疆域图时，“每一卷成，犹恐有误，当夜静置灯榻畔，在床执卷，再三审定，或通宵不寐”，刻《古逸丛书》期间，他“日与刻工磋磨善恶……夜则校书，刻无宁晷”。正是由于杨守敬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和精神，他所刻之书极富学术价值，为世人所重。杨守敬对刻书尽心尽力，这固然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有关，但更多的是出于他传承文献的自觉意识和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