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各地大型文献丛书的编纂出版，是新时代下出版业自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自我发展的时代要求与现实选择。大型文献丛书出版与地方文化建设协同发展，前者通过赓续历史文化根脉、搜集抢救文献资源、挖掘文史资料价值、完善文化体系构建等为后者作出积极贡献。打造大型文献丛书以助力地方文化发展，需要在充分论证规划、统一协调部署、强化质量保障、适应时代需求等方面进行展开。

关 键 词：地方文化；大型文献丛书；文化建设；荆楚文库

作者单位：朱金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出版社；周百义，《荆楚文库》编辑部。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涵不断深化，“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实现文化自强”成为下一阶段文化建设工作的主要目标，“坚定文化自信不能止步于坐而论道，必须体现在文化自强的行动上”。近年来，全国不同地区相继启动了以古籍整理为主体的地方大型文献整理出版工程，无论是实施机构的设置，还是丛书编纂规模、文献收录范畴与时间范围，以及传播载体等，可谓异彩纷呈、尽展奇瑰。各地政府无一例外都将这些出版工程纳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频频出现于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等文件中。大型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何以会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在文化建设中又发挥了哪些作用，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本文将以《荆楚文库》的编纂出版为例，就此些方面内容展开讨论。

一、文化传承发展下的出版自觉及地区差异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盛世修典是我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也是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进程中，大规模整理文献已从学术层面上升为民族复兴的时代课题。新时代的出版业出于自我完善的考量，大多会自觉选择以文献整理为主要内容开展精品出版，以践行自己传承发展文化的使命担当。璀璨恢宏的中华文明，历久弥新之关键正是能兼收并蓄中不断发展，形成了灿烂多样的地方文化。在统一的中华文明之下，对地方文献进行整理出版，充分展示这些多元的地域文化魅力，是由文化的多样性所决定的，也是实现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

1.修史立典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古籍整理出版是一项系统性、科学性较强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相关工作，进行了多次规划，并有针对性出台了多项政策，也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进入新时代以来，古籍工作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将新时代古籍工作的重要意义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意见》中一条专门是“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要求“完善我国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范式，构建古籍整理出版理论研究体系”。作为文化观念载体和文化兴盛标志的历代文献，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最终都需要依托出版工作来发挥价值。文献整理出版与时代主题的互动，促进了当代文化的创新发展，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因而，做好古籍出版，也即成为“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2］。

除全国性的文献集成外，区域性的图书汇总也尤为重要，众多大型地方文献丛书正是在新时代文化建设背景下组织出版的，《荆楚文库》也不例外。早在清末民初，湖北罗田人王葆心，潜江人甘鹏云，蒲圻人张国淦，沔阳人卢靖、卢慎之兄弟等就辑编《湖北书徵》《湖北文徵》《湖北诗徵》《湖北先正遗书》《湖北丛书》等，但这些集成本多编而未刊。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和出版工作者们在荆楚文化研究和出版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楚学文库》《世纪楚学》《荆楚文化研究丛书》《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等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尽管这些丛书学术价值很高，但规模甚小，不能全面展现荆楚文化之广博。前贤们将世代累积的荆楚文献集于一处的理想，囿于人力、财力和社会条件等一直未能实现。今天，当国家实力上升，社会财富积累，学术文化日趋繁荣，各级政府对古籍整理工作也日益重视，在政策措施和经费保障方面均予以大力支持。于是，编纂一部能够全面展现荆楚文化之内涵和价值，集荆楚文献之大成的大型历史文化丛书，也就成了承接前人余炽、让荆楚文脉薪火相传的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2.出古入新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观照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出版业作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新征程上面临的重大课题。”^［3］古籍整理出版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良好的现实基础，为出版选题与出版创新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宝库，更成为出版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要途径。在新时代古籍出版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之际，出版业更应乘势而上，在出版规模上能够有所突破，在编校质量上做到精益求精，不仅要重新发现历史经典的时代价值，而且要充分发挥出版“经典化”的功能，打造更多可传之后世的精品力作。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古籍出版要关注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的创新性表达，关注青年一代的阅读需求和阅读习惯，以更新颖的表现形式，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播。显然，古籍整理出版领域的深耕力作不仅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要求，更是出版业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有效途径。

我国图书市场主要参与者以各大型中央、地方出版集团为主，尽管在选题及市场选择上相同专业方向的出版单位似乎并无差别，但长期以来由于地域、历史多方面原因形成的资源差异还是比较明显。一般而言，省级地方出版机构的专业分布相对均衡，总体上仍以出版所在地区相关出版物为主，作者资源也相对集中于本地区。以《荆楚文库》的实施为例，湖北文化积淀深厚，文献资料丰富，同时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等高校有学殖深厚的文献整理及研究机构，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有较为健全的编辑阵容和强大的出版力量。将湖北历史典籍整理成编，藉以展示湖北文化发展成果，理清荆楚学术发展源流，为当代人提供信息，为后代人保存史料，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省的需要，也是全省学人尤其是出版工作者的夙愿。但相对于零散或小规模的出版活动而言，大型地方文化出版工程出版周期长、投入大，但在政府在各方面予以保障的前提下，各出版单位即能以此项工程的实施为引领，与省内其他出版机构形成合力，更大范围发挥本地区文化资源优势，充分挖掘地方历史文化，既锻造新时代人才队伍，也推动了行业的发展。

3.乡邦文献整理是文化多样性的内在要求

作为一个文明整体，中华文明必然是由一个个具有强烈地域性文化特色的地方性文化或者文明组成的。地方文献承载着中华文明共同的文化观念等信息，但文化多样性的基本特征表明，作为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地方文献蕴含着丰富的内容资源，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价值，对于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地方文献编纂整理出版，为保存地方特色资料、延续地方文脉、弘扬地方文化、彰显地方特色、传播地方形象、助推地方学的形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4］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地域文化的认同程度和研究深度不断拓展，人们对地方文献的收集和整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相比较以往以单一的传统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当前的地方文献整理出版涉及的文献形态更加丰富，整理方式也更多样化，传播方式也更为创新。这些都在各地实施大型文献整理出版工程中显现出来，充分诠释了各地区优秀文化在统一的文化有机整体之下的多样多元。

“文献”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八佾》“文献不足故也”，郑玄以“文章”“贤才”予以解释，朱熹《论语集注》注为“文，典籍也。献，贤也。”各地大型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基本上都在“典籍”和“人物”上做文章，二者都与地域相关联。《荆楚文库》的编纂出版主要包括“三类作者文本”和“两类文献”。前者主要包括历代鄂籍人士著述，长期寓居湖北人士的代表著述，以及外省、异国人士考析、研讨湖北的著述。后者主要囊括上述三类作者的已刊传世文献，观照并进而发掘荆楚出土文献、民间文献等未刊文献中有学术价值者。和其他一些地方仅整理出版旧籍不同的是，《荆楚文库》兼采今人研究成果。总体而言，不同地区大型文献丛书出版，基本上都突破了以往的古籍整理形式，开始向书籍以外的档案、报纸、影像、拓本、票据、簿籍等拓展，文献的收集也由一般收藏机构向海外、民间等展开。又由于当前“地方文化研究对象已从古籍、建筑、文化遗存等物质形态延展至对人文历史、民俗风情等非物质形态的理性探讨，并呈现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趋势”^［5］，大多数丛书也不再以传统的经、史、子、集来进行分类，而根据文献实际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方式。例如，《荆楚文库》收录出土文献、民间文书等，《八闽文库》列专题汇编契约文书，《齐鲁文库》设特色部分“红色文献编”，以及《新疆文库》出版民文文献等，都是基于本地区的文化特色而实行的差异化选择。从地方文化建设角度而言，各地大型文献丛书的出版，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各地地方历史文化的一次梳理和总结。

二、大型丛书出版与地方文化建设的协同发展

随着党和国家相关政策的持续推进，“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专项资金支持，各地相继推出大型文献出版工程，对地方文化资源的传承弘扬和开发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6］。作为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大型丛书出版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首先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记忆，“不会自动地进行下去，它需要一再地重新商定、确立、传介和习得”^［7］。大型地方文献丛书的编纂出版，正是新时代下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去粗取精、正本清源，使其成为文化建设的活水源头，二者又是协同发展的。以《荆楚文库》工程的实施为例，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理解。

1.赓续历史文化根脉，提炼展示精神内核

荆楚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淀深厚，内涵丰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与风格独特的楚系文字、浑厚凝重的青铜器、五音繁会的楚乐、绚烂多彩的漆器等一起，构筑起了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当长江之水浩浩汤汤地冲出夔门，楚人“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抚夷属夏”的开放气度，“鸣将惊人”的不凡抱负，也随之奔涌而出，浸润着灿烂的荆楚大地。地处长江流域腹地的湖北，作为荆楚文化的发源地和历史核心区，在继承先民精神的基础上，经过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不断丰富着荆楚文化的内涵。时至今日，激荡在这片广阔土地上的，除了历史悠久的楚文化，还有引人瞩目的三国文化，神秘独特的巴土文化，“敢为天下先”的首义文化，波澜壮阔的红色革命文化，庄严肃穆的宗教寺观文化，以及多姿多彩的各种民俗民风，这些文化相互交融，共同促进，将荆楚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要把优秀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荆楚文库》在摸清文献家底、编制工作书目阶段，就从“地理上的湖北”和“文化上的荆楚”上来把握收录作者的籍贯，在揭示荆楚文化发展源流的同时，又考虑到了行政区划的实际，避免了荆楚概念的外延、内涵的泛化与局限，其目的便是出于赓续历史文脉的考量，要留住荆楚文化的根与魂。《荆楚文库》成果的陆续推出，向世人充分展示宏富博大荆楚文化的独特魅力的同时，荆楚文化的主要特征——“尊天重人”“尚和贵诚”“狂放达观”“兼容并蓄”“守正图新”也随之突显。又随着海内外的图书捐赠与传播活动，《荆楚文库》为更广大的公众所利用，也真正让“生生不息的荆楚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脉延续到文化创造中、血脉激活在生命智慧里、根脉滋长于社会生活间，为更加坚定文化自信、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作出荆楚贡献”^［8］。

2.搜集抢救文献资源，积蓄文化发展力量

张之洞在 《书目答问》 中于经、史、子、集“四部”之外，别列“丛书”一类，认为“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丛书之重要，也正因为其系统性规模及“搜残存佚”之功用。各地大型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在设计论证之时，无一不将搜集与抢救文献资源作为主要编纂目的。一方面，由于古代文献的形成、流转等方面原因，越是反映某特定区域的地方文献，其保存越为零散，有些甚至属于偶然性或一次性出版，发行后即成为了绝版。即便到了印刷已经工业化的近代，许多文献的印刷发行量也极少，以至几近湮灭。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当前大型地方丛书的出版，收录范围已经突破了以往的传世文献，而尽可能地收集一些未刊文献，甚至文字记载以外的资料，即便不能用于纸质图书的出版，也可以将制作成数字资源进行保存与传播。此外，以往一些研究著作在被纳入丛书中再版时，也有必要根据新材料进行修订。对地方文献资源的搜集与抢救，是和社会对地域文化的认同与研究是紧密相关的，而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出版，为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地域文化、开展文化建设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撑。

《荆楚文库》的编纂出版，不仅收录了湖北出土的简牍文献等，而且整理了一些手稿日记、民间文书等。例如，《朱峙三日记》以往只有手稿传世，朱氏后人及相关研究者一直以来想将其整理出版，但因经费等诸种原因未能如愿。其间虽然也选择辛亥革命阶段的部分内容整理，但只占其内容的极小一部分。此次将其全部共62年日记分为10册整理出版，对研究清末至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教育史、风俗史都有极大的价值。又如，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建民团队历经20多年努力搜集、整理的《湖北民间文书》，数量较大、相对系统、内容丰富，在长江中游地区尚属首见，弥足珍贵。其内容涉及土地、房屋基地买卖及房产质当、土地租佃、水利灌溉、赋税与徭役征发、商贸往来、公私借贷等，具有供史学、法学、文献学、经济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研究利用的文献价值。此外，《荆楚文库》对《熊十力集》等图书内容的修订，以及对研究著作《湖北教育史》等书中相关错讹的改正，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版本。

3.挖掘文史资料价值，赋能区域文化建设

大型地方丛书的编纂出版，不仅只局限于对文献的搜集整理，更需要强调对这些对地方文献的开发与利用，尤其是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背景下，发挥其资政之功用，并探索文献赋能各领域建设的可能性。湖北地处长江流域腹地，历代产生了大量反映长江流域经济、社会、文化类等文献，《荆楚文库》收录的长江水利治理相关文献就有近二十种，如《长江图说》《荆州万城堤志》《荆江堤志》《襄堤成案》《楚北江汉宣防备览》《汉水隄防图考》《两湖水利条陈》《峡江滩险志》等。这些文献为我们激活丰厚的长江历史文化资源、深入阐发长江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从而为湖北省争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示范区提供了良好的文献基础。同时对历史上饱受水患的湖北而言，也能从历史资料中获得相关治水经验，为当代的水利治理工作提供资料支撑。

《荆楚文库》总体上分为甲、乙、丙三编，其中乙编为“方志编”，应收尽收省内历代旧方志，所收版本中部分需要从中国台湾、日本等地获取或补配，一些孤本方志也在此次整理中得以公开，如武汉大学图书馆藏的清嘉庆《应城县志》稿本。作为以一方之事为主要内容的史书，相较其他文献具有突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内容丰富多样、地方特色鲜明、编纂时间连贯、内容相对科学，以及体例完善而不固定等多个方面。^［9］在当前湖北省争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示范区的工作中，长江沿岸地区方志记载的大量内容，不仅可用于阐释国家公园文化价值，甚至可以直接为公园建设所利用。如湖北境内长江沿岸地区方志中关于古市镇、古村落、码头、驿站、寺塔、会馆、衙署、园林、水利工程等的记载，对公园建设中无论是历史景观重现，还是非物质遗产保护，具有独一无二的文献价值。此外，方志中的碑记诗文、地名文化及“十景文化”等的记载，如清同治《黄陂县志》中“黄陂十景”，都可助力于地方的旅游开发。

4.多方协力推进编纂，完善文化体系构建

不同地方在实施大型文献整理出版工程中，不仅在内容的收录整理上会因各地文化资源的不同而有各具特色，而且在实施主体及路径选择上也会各有差异。《荆楚文库》的编纂出版，和大多数其他大型丛书一样，都是由出版部门主导，在全省上下配合、政府财政支持、专家学者参与，以及出版单位全力以赴之下顺利开展工作。为此，湖北省委、省政府成立了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出版委员会，均由省委主要领导担任主任。前者由财政、文化、出版、档案及部分高校等相关部门组成，下设办公室；后者成员主要为文史哲等多个领域知名专家学者，下设编辑部，负责具体的出版工作。部分省份的文库出版主要由省内古籍出版单位承担，湖北过去没有专门的古籍出版社，采取了在《荆楚文库》编辑部的指导下，省内已经具备相当基础的十一家出版社设立专门部门具体参与，同时相关印制、发行单位积极配合的工作机制，以保证出版品质、效率和规模。可以说，《荆楚文库》工程是在多方协同推进下实施的，开创了以大型项目为抓手，以出版高质量发展为要求，奋力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工作局面。

从内容上看，《荆楚文库》尽管以旧籍整理为主，又充分利用以往相关出版成果及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统一进行规划，推出相关研究、述评荆楚人物、历史、风物为主的现代学术著作和工具书等，风物类研究内容可延续至当代。为保证丛书相关内容的完整性与系统性，《荆楚文库》还设计了部分填补空白的主题，遴选合适的作者来进行编写，如相关专门史的撰写及工具书《荆楚文化大辞典》的编纂等。可以说，《荆楚文库》在发挥传统优势、尊重历史格局的前提下，以出版工作为牵引，尽可能在文化建设各领域进行布局，积极联系全省各文献收藏单位，古籍整理、研究、保护机构、高校科研院所等展开合作，在促进工程整体提升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交流，推动了文化创新，一定程度上也完善文化体系的构建。

三、打造传世之作以助力文化发展的实现路径

各地一系列大型文献整理出版工程的启动，协同党和国家文化事业建设不断向前推进，不仅是对盛世修典这一深厚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更体现着出版工作者的文化担当与使命。然而，就各地区的实施情况来看，由于急于上马而忽视基础性工作，如论证研究不够与文献普查不充分等，以及过分追求图书规模等因素，以至出现文献重复收录较多、对最新学术成果吸收不够，甚至图书编校质量问题等现象，对丛书的整理出版造成不利影响。如何以传世之心打造传世之作，并最终助力于文化的繁荣发展，是我们必须要进行深入研究并实践运用的重要课题。

1.充分论证规划，保证学术性与开放性

大型地方文献丛书的编纂，在正式出版之前，要在全面开展文献普查工作的基础上，组织专家进行充分论证、编制工作书目。在专家的主导下，论证工作要明确丛书的编纂目标、设计编纂体例，如影印与校点、整理与研究等，在兼顾地方文献实际的同时，又要注重对已有成果的吸收。出版部门要从实际出发，根据编纂出版能力和政策经费保障等进行长、短期规划。为保证丛书的编纂出版质量，《荆楚文库》的编纂出版总体上仍以学术性为主，适当兼顾大众性。在制定工作书目时，注重相对稳定的同时又保持一定的开放性。

在《荆楚文库》相关机构成立后，面对源远流长的荆楚文化和汗牛充栋的古今文献，第一要务就是要确定《荆楚文库》编纂出版宗旨。为此，编辑部组织编委等专家进行了多次讨论，最终确定将“全方位搜集、整理湖北历代文献，建立完整的研究湖北的资料系统，以深入认识湖北地域特色，传承弘扬优秀文化，促进湖北文化繁荣发展”定为《荆楚文库》编纂出版宗旨。这一宗旨既符合“古为今用”“与时俱进”原则，又符合湖北历史文献发展状况。在确定编纂出版宗旨的同时，专家们结合荆楚文化发展历史和湖北文献现存状况，又制定出编纂出版方案，并确定了总体内容以及甲、乙、丙三编各自收录范围和出版形式。之后，编辑部的专家们在广泛搜罗文献和深入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用一年多的时间，编制出了《〈荆楚文库〉书目》，框架初具，要籍毕陈，成为了工程实施的路线图，为后续出版工作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统一协调部署，注重系统性与协同性

《荆楚文库》容量大，品种繁，编纂出版工作必然出自众手，为确保文库编纂体例和各项标准的统一，需要《荆楚文库》编辑部统一进行部署实施，协调编纂、整理、编校、印制、物资、储运等方面的工作。因此，在《荆楚文库》进入正式出版前，需要制定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对相关环节的操作予以统一。编辑部专家们经过反复讨论和多次修改，制定出了《〈荆楚文库〉编辑出版管理规定》《〈荆楚文库〉古籍点校条例》《〈荆楚文库▪文献编古籍整理类〉内文版式规范》《〈荆楚文库▪文献编民国新式著述类〉内文版式规范》《〈荆楚文库▪研究编〉内文版式规范》等文件。这些规定、条例及规范的内容，主要涉及编、印、发等有关部门，包括图书选题实施申报、古籍点校工作、民国旧籍的整理、“内容提要”的写作要素、编辑体例、内文版式、图书出版流程、印刷物质和生产流程、印刷与精装质量整体及分项要求等。之后，编辑部又组织了数次培训，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讲解。在进入正式出版后，编辑部又结合实际，在相应阶段又补充制定了其他的一些规定等。这些文件的制定与严格执行，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荆楚文库》工程的实施。

3.强化质量保障，坚持科学性与专业性

大型地方文献丛书的编纂出版，要真正为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提供支撑，就必须在高质量上下功夫。在进行充分论证和统一部署的前提下，《荆楚文库》所有编纂出版工作都是以图书内容和编校质量为核心来展开的。首先，在编制书目时，就坚持以文献所具有的“四性”（历史性、学术性、经典性、代表性）或“三价值”（史料价值、学术价值、文学成就）作为是否入选的标准，之后再由编辑部与承担出版任务的出版社共同选择合适的整理者或作者。其次，在书稿进入正式整理或写作阶段前，出版社需要将提纲、样稿和目录送交编辑部专家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再次，作为一项科学、系统、复杂的工作，图书出版的流程管理对保障质量尤其关键，其中最主要的是责任编辑制度和三校一读制度的严格执行。对此，《荆楚文库》编辑部全程跟进各出版环节，切实加强对出版社的管理，要求各单位按流程做好生产进度记录。图书在付印前还要将付印清样送编辑部专家审核，并经编辑部主任同意后才能安排下厂印刷。针对具体图书或问题，《荆楚文库》编辑部还会组织开展专门研究，也取得了相当成效。最后，高质量的图书最终仍有赖于出版社编辑的反复打磨，部分出版社抽调骨干编辑，根据书稿情况增加多个校次，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图书的质量。

4.适应时代需求，兼顾社会性与创新性

新时代下大型地方文献出版工程的实施，尽管其内容主要以古籍整理为主，也需要顺应时代需求，相比其他图书更加注重社会性，创新出版、传播方式，让更大范围的人们能够共享出版成果。《荆楚文库》的编纂出版是纸本与数字化同步，为提高丛书的利用率，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为前提，以“兼收并蓄，古今并举”为原则，实行开放式运作。将《荆楚文库》图书进行数字化改造，以适用于新媒体和网站的数字化传播的同时，又将受纸本规模所限的荆楚文献、当代学人研究著作等进行数字化加工，形成一个基本完备的多版本、全品种的数据库。为了加大古籍宣传推广力度，多渠道、多媒介、立体化做好古籍大众化传播，《荆楚文库》也采取了多种方式来开展工作。除对历次海内外捐赠及书展首发等活动进行宣传外，还邀请电视台以制作《荆楚文库·书人书事》纪录片的形式，对丛书从开始立项至今的重要节点进行拍摄。每年选择四五种图书，不仅对图书内容进行深度挖掘与大众化解读，还记录下了出版过程。这些纪录片在传统媒体和多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让公众得以了解这项文化工程，引起了良好社会反响。多样化的现代传播手段，一定程度上也顺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让荆楚文化精髓得到更大范围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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