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推进古籍工作背景下，各地大型文献集成性编纂与出版蔚然成风，我所在的地方省、市两级政府前后相隔十年分别启动了《荆楚文库》和《武汉文脉》两项出版工程。在2016年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进入武汉大学出版社工作，随即被借调至《荆楚文库》编辑部。到2021年转至武汉出版社，加上硕士阶段参与相关工作的时间，我在编辑部工作了近六年。在全省各家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荆楚文库》相关成果仍在持续推出，我也承担了一些图书的编辑工作。但于我而言，在编辑部工作的那段时间，无疑是一段十分重要的职业成长之路。因而当《藏书报》张维祥兄约我写篇文章时，我很乐意分享一些个人的经历和感悟。

盛世修文，适逢其时

为做好《荆楚文库》编纂出版工作，湖北省委、省政府成立了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出版委员会。后者下设编辑部，负责编纂出版具体工作，办公地点设在省委宣传部（先前为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原总编辑周百义担任主任，相对固定成员由省内各图书出版单位借调人员或聘请退休专家等组成。除省委宣传部出版处专门负责服务保障的人员，及借调来的两三名年轻编辑承担日常工作外，编辑部其他成员基本上担任过出版社副社长及以上职务，他们作为出版专家开展工作，而具体图书的编辑工作由省内各出版社负责。

在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前，我便在编辑部协助编制书目工作，因此对各位专家已有所了解。周百义主任作为韬奋出版奖获得者，是当代著名的出版家，其推出二月河《雍正皇帝》、熊召政《张居正》等图书，获得多个重要奖项的事迹，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曾任崇文书局社长的李尔钢编审，担任或主持过《杨守敬集》等重点图书的编辑工作，如今作为《汉语大词典》编委为该大型辞书的修订出版贡献力量。崇文书局原副社长邹华清编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即参与《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出版工作。湖北教育出版社原副社长蔡夏初编审是《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项目负责人。湖北美术出版社原社长冯芳华编审，湖北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王建怀编审、美编室原主任邹典佐编审等专家的不俗业绩与专业素养早已获得学界、业界的赞誉。

从武汉大学出版社借调至编辑部时，我对图书出版的一般流程都不曾经历，对出版业更是知之甚少。当我决定投身这一行业，编辑部的专家们便成为了我的职业领路人。作为编辑部唯一历史相关专业毕业的年轻人，我得到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在他们深厚学识和丰富经验的引领下，我很快适应了编辑职业并获得较快成长。专家们的职业生涯得益于当年《汉语大字典》等重大出版项目的实施，而今全国地方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大范围的展开，或许正如王国维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化”，包括我在内的古籍出版人遇到这样一个以保护传承乡邦文献为己任的时代。

何其有幸，得遇良师

作为一项大型出版项目，《荆楚文库》在进入图书出版环节前，需要开展大量基础性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为工作书目的编制，这需要广泛听取意见和充分进行论证。我因承担联系编委的工作，不仅能在各类会议上亲聆各位专家的教诲，还经常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甚至登门请教。于是，在编辑部的各位专家之外，我得以认识很多人文社科领域的知名专家，也因此受益匪浅。

总编辑冯天瑜先生非常重视《荆楚文库》的编纂出版工作，尽管饱受病痛折磨，在工程实施前期无论大小会议他都能到场亲为擘画。《荆楚文库》实施方案的制定，甲、乙、丙三编框架内容与收录范围的确定，以及整理出版方式的选择等，基本上都是在他的主导下完成的。章开沅总编辑在《荆楚文库》正式启动时，为表达自己老骥之志称自己“年方二八”（八十八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到以前在校园里看到他斜挎着一个小黑包缓步徐行时，我也只会远远望着，不敢冒昧打扰，而在编辑部工作后，我可以多次接近他，领略他的智慧风采。令人遗憾的是，两位先生都已作古，我无法再向他们请教了。

在给各位编委送资料或图书时，目录学家阳海清先生和经济史学家赵德馨先生总是会拉着我说上半天话。阳先生浓重的湖南口音，让我有时并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他向我讲述儿孙在国外的情况，也会回忆当年在武汉大学读书时的一些事情。他很多次向别人介绍我是他的“好朋友”，颇令我感动。我于去年申请到武汉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导师张建民教授正是我在编辑部工作期间所认识。在向专家们征询对书目的意见时，他多次发来篇幅较长的邮件，令我钦佩不已，也因此才有了如今的这一段师生缘。

文献辑刊，各有故事

《荆楚文库》收录文献规模较大，涉及相关作者较多，尽管通过前期的一些工作为具体实施做了相应准备，但具体到每一种图书的出版，却是千差万别，各有千秋。编辑部按照一定的程序将图书选题分配至省内各出版社，指导他们出版并进行印前把关。对此，编辑部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本人曾对《荆楚文库》质量保障及提升路径撰写论文，发表于相关刊物。

由于《荆楚文库》采用以人系书，图书选题一般以人物文集予以呈现。应不应该收录和作者籍贯、文献内容等有关，尽管在编制书目时已解决大部分问题，但后续调整也难以避免。而进入出版环节后，如何实际操作就需要考虑到文献底本情况、研究现状、作者或整理者水平等。在编辑部时，我多次参加如《钟惺集》《杨守敬集》等图书的专家论证或推进会议，也逐渐对湖北的历史人物及相关著作有所了解。

总体而言，《荆楚文库》图书的整理或撰写通常会选择已开展相关研究的学者，但也有例外的情况。四五年前，清康熙时期潜江著名诗人朱载震的后人电话联系到我，询问《朱载震集》的编纂情况。因为朱载震的著作流传较少，以至没有学者关注，加上底本藏于中国科学院和庐山图书馆，需要专门联系获取，出版社一时尚未找到合适的整理者。其后人表示他已经获得了相关底本，已全部录入完成并进行了详注，想邀请我协助其女儿朱韵泽进行整理。他通过我照片中的长相及家族经历猜测我或许也是朱载震的后人，我因此回了一趟老家，翻看了家族中那部编于本世纪的家谱。尽管没有获得肯定的信息，考虑到朱氏现存著作均为孤本，作品也全为诗歌，在做好底本核对工作基础上，按照《荆楚文库》的体例尽量不注或少注，完成任务并非较难之事，我也就答应了下来。然而，后来因为要获取台北傅斯年图书馆藏的一部朱载震诗文残抄本，出版工作竟迁延至今才得以完成。在编辑部期间，我也接到多位鄂籍名人的后代来电询问相关图书出版情况，他们的关注甚或参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项文化工程的实施。

专业引领，助我成长

借调在编辑部工作期间，我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编辑部专家李尔钢编审不时会借其参与《汉语大词典》的经历，向我讲述编辑辞书的一些做法。蔡夏初编审经常会就一些古文的标点或手稿行草书的辨识来考查我，也会就送审的书稿教我如何处理。邹华清编审作为全国出版专业资格考试核心专家，引导我参与相关工作。邹典佐编审多次向我分享他自己的画作或收藏的他人作品，也曾邀我帮其修改回忆著名书法家吴丈蜀先生的文章。

编辑部周百义主任作为全国知名的出版家，当时仍担任湖北省编辑学会会长，我陪同他参加了诸多活动，得以结识很多出版界同仁。他在有意无意之间讲述一些他与二月河等诸多名作家、出版家的交往，让我对出版的认识在逐渐加深，因而对我从事的《荆楚文库》工作也格外珍视。在此期间，我作为湖北代表队成员参加全国韬奋杯编校大赛并获奖，连续四年在中国编辑学会年会征文中获奖，四次获得韬奋人才论坛征文奖项，参与中国编辑学会相关活动，参加了民国文献保护出版、地方文献整理与出版等各类会议。后来凭借自己对书法的兴趣，开始尝试整理出版相关手稿日记。

大型地方文献工程的实施充分体现了各地政府对文化建设的重视，《荆楚文库》的编纂也不例外，《武汉文脉》的立项启动亦是如此。这类工程的实施，需要众多学者代代相继及老、中、青出版人的共同努力，也需要社会公众的参与。总的来说，需要我们这一代古籍出版人深耕细作，打造自己的专业，才能不辜负时代赋予的使命。非常幸运的是，我有了在《荆楚文库》编辑部工作的这一段经历，并且正参与《武汉文脉》的编纂出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