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库》书目审读意见

王齐洲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本人于12月5日收到《荆楚文库》书目（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书目》）。由于本学期课程较多，课余时间有限，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审读完全部书目，仅审读了“荆楚文献编”。总的来看，该书目系统清理了现存荆楚文献，并列出了拟整理文献名录，绝大部分入选文献都说明了现存版本的收藏单位，为整理者提供了方便。特别是部分文献仅存孤本，如明黄州萧誉的《白云馆稿》（上海图书馆藏）、蕲水官抚辰的《云鸿洞稿》（台湾图书馆藏）、广济寇学海的《二馀斋诗集》（南京图书馆藏）、江夏董暹的《白社稿》（国家图书馆藏）、黄冈王同轨的《耳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沔阳钱天锡的《诗牖》（上海图书馆藏）、光化韩应嵩的《太室山人集》（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德安刘绍恤的《刘潇湘先生集》（安徽图书馆藏），《书目》提示明白，不仅为整理者提供了线索，也增强了今人整理乡贤文献的紧迫感。

不过，《书目》也存在较多问题，如不认真对待，势必影响《荆楚文库》（简称《文库》）的编纂质量。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部分入选作者籍贯认定有误

《书目》收录的部分作者籍贯认定有误，即将非湖北籍作家当作了湖北籍作家而入选了他们的书目。这往往是误信某些第二手资料或者权威工具书的记载，而未能进行深入考察所造成。

例如，元代著名诗人范梈，字德机，《元史》本传谓其“清江人”。此“清江”一说是湖北清江（今湖北恩施市），《辞海》主之；一说是江西清江（今江西清江县樟树镇），《中国大百科全书》主之。考其交游和诗文，范梈应为江西清江县人。《范德机诗集》卷6《得樟树镇便寄家书》：“商船夜说指江西，欲托音书未忍题。收拾乡心都在纸，两声杜宇傍人啼。”诗人明说江西樟树镇是自己的故乡，其籍贯已经清楚明白，不容置疑。据《明一统志》，清江在临江府南五里，本贑江经吉安府至此为清江，又东北流入南昌府界。元时临江路有清江、新淦、新渝三县。清江县附郭本汉建城县，地属豫章郡，隋初属洪州；唐改建城曰高安，而以境内萧滩为镇，即樟树镇；南唐升镇为清江县，初属洪州江军治所，元仍之。《书目》以范梈为湖北籍作家而收录《范梈集》显然不妥。当然，确定范梈为江西人，并非说他与湖北无关。其所著《江夏稿》，便收集了他在湖北创作的诗歌，也可作为外籍作家在湖北的创作收入《文库》，但他个人的全部作品则不应收入。《书目》以《辞海》为依据，似乎依据充分，但《辞海》有误，我们不能照误，这样就体现不了《文库》的水平。其实，权威工具书也非每条都是权威，时有错误，不然也不会需要修订了。例如明代著名文学家吴国伦，《明史》本传谓其“兴国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吴国伦条称其为“江西兴国人”，其实，吴乃明武昌府兴国州人，兴国州当时为军州，即今湖北阳新县，吴氏在其著作中多有反映，同时人也有记载。江西兴国因革命而出名，《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者不察，所以致误，笔者曾撰《吴国伦里籍辨正》（《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予以纠正，至今未见有反对意见，说明大家是接受深入研究后的正确结论的。

再如，宋代著名词人刘过也被收入《书目》，拟编辑《刘过诗词集》。其实，刘过乃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人，并非湖北作家，学术界意见一致，《文库》拟收其诗词集不妥。当然，开禧二年（1206）刘过在重过武昌南楼时写下了〔唐多令〕《安远楼小集》词颇有影响，也是可以注意的。但是，与他同时的辛弃疾、姜夔在湖北的创作更多。尤其是姜夔，9岁随父亲来汉阳，父亲卒官后，姜夔依伯姊居于汉川，并在汉川结婚，直到32岁因叔岳父萧德藻之邀离开汉川到浙江湖州，在湖北居住了二十多年，创作了不少词作，在词界的影响远大于刘过，比刘过更值得关注，而《书目》却未予关注，有失收之嫌。明何心隐为江西吉安人，如果因其曾在湖北讲学，且死在湖北，就收入《何心隐集》，那么，两晋之交的河东闻喜（今山西绛县）人郭璞就更有资格收入《文库》，因为他曾侨居夷陵（今湖北宜昌市）著书立说，最后客死武昌（被王敦所杀），其思想和文学影响绝不下于何心隐。至于唐刘言史为赵州邯郸（今属河北）人，《书目》收入《刘枣强诗集》；唐许浑为润州（今江苏镇江）人，《书目》收入《许浑诗文集》，都是籍贯认定错误的例子。

二、入选作者籍贯认定标准模糊不清

《书目》关于鄂籍人士认定标准是：“凡祖籍湖北、生于湖北、当世或当时公认为鄂人者，均视为鄂籍人士。”这一标准本身不错，问题在于《书目》执行入选作者认定标准时没有能够统     一，随意性很大，缺少可操作性。这里主要牵涉对作者籍贯的理解和掌握。

籍贯问题，古今人理解不尽相同。古人所云籍贯多为郡望，有时也指祖籍。郡望是他们这一氏族所开拓和发迹的故土，祖籍则多指某一家族始祖所居之地。以杜甫为例，他自称“杜陵野老”或“杜陵布衣”，因为他的十三世祖杜预是京兆杜陵人，杜陵是杜氏的郡望。然而，他的十世祖杜逊在东晋初南迁襄阳，成为襄阳杜氏的始祖，故有人认为杜甫的祖籍是襄阳，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的确说过自己是襄阳人。《湖北先正遗书》收入《杜工部集》自有其道理。然而，杜甫曾祖杜依艺任河南巩县令，后迁居巩县，杜甫在巩县出生、成长，世以杜甫为河南巩县人。如果采用郡望，杜甫是陕西人；如果采用出生地，杜甫是河南人。《书目》显然采用祖籍，如果以此为标准，那么，《昭明太子集》、《吴淑集》、《丁鹤年集》等一批个人文集都应删除，因为他们的祖籍都不是湖北。所以，《文库》所收作家作品应该有统一标准，不然，不仅难以获得其他省份认可，而且自身相互矛盾，也不科学。我个人认为，以祖籍和出生地综合考虑籍贯虽然可从，但需要有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具体来说，祖籍可以三代为限，三代之内以祖籍为主，超过三代则以出生地为准，同时参考个人意愿。例如，杜甫出生地为河南巩县，而祖籍襄阳已过四代，因此，不宜以其为湖北作家。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出生襄阳，襄阳作为其祖籍也在三代之内，他本人也说自己是襄阳人，故可以确定其为湖北作家。同理，庾信祖籍南阳新野（今属河南），八世祖庾滔随晋室南迁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庾信出生江陵，自然是湖北作家，《书目》入选《庾开府集》是正确的。岑参的《岑嘉州集》入选也同样合理。而皮日休之子皮光业虽出生于姑苏（今江苏苏州），但其祖籍襄阳，故《皮氏见闻录》应该列入《书目》。事实上，《书目》已收《皮日休集》。元程钜夫高祖宥兴自徽州（今属安徽）徙郢州京山（今属湖北），曾祖子明曾避兵于鄂州（今属湖北），祖父德秀、父翔卿均家京山。南宋末年，叔父飞卿为建昌（今江西南城）守官，钜夫作为其嗣子随居建昌，在江西成长并接受教育。以祖籍和出生地而论，程钜夫作为湖北作家，《程钜夫集》收入《文库》是可以成立的。明李先芳祖籍监利（今属湖北），其先祖文益于正统五年（1440）因官投籍迁山东东昌卫，次年定居濮州李庄（今山东鄄城县李进士庄），一说濮州濮城（今河南范县濮城镇），至先芳已历七代，他本人也不以自己为鄂人而称自己为濮人，如果按照祖籍掌握在三代之内的标准，是不可以作为湖北籍作家收入的。

如果上述标准可行，那么，唐代的段文昌、子成式、孙安节、公路的作品《亢仓子》、《段成式集》、《北户录》、《段安节集》等入选《书目》就不甚妥当。段文昌，两《唐书》有传，一云其“世客荆州”，一云其为“西河人”。实际上，文昌祖籍齐州邹平（今山东济南），一说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先祖段志玄客居西河（今山西汾阳），从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宗朝官至右卫大将军，封褒国公。父段锷官江陵（今属湖北荆州市）时，文昌出生，在荆州成长有年，后历官登封县尉、集贤校理、监察御史、祠部郎中等职，曾任唐穆宗宰相，以使相出镇荆南节度使、封邹平郡公，死于西川节度使任上。其子成式也出生于荆州，在四川成都长大，后回山东定居。成式子安节、公路，世都以为齐州临淄人。对于这些居止不定、出生地不详者，当以祖籍为其籍贯，或遵从本人的意愿以确定其籍贯较为稳妥。

《书目》入选明孝昌张佳胤《居来（应为崌崃）先生集》，也甚为不妥。清初张鹏翮《大樟祖居》诗云：“柏沟樟树荫茅庐，始祖由来卜此居。三派辛勤躬稼穑，百年清白事诗书。宅心忠厚贻谋在，传世醇良积庆余。佑启后人培福德，莫忘高大耀门闾。”自注：“始祖万公，明初自楚迁蜀，兄弟三：一居铜梁，至大司马肖甫公（即张佳胤）显；一居安岳，至侍御留孺公（即张任学）显；一居遂邑，自景泰时姚安太守（即张赞）至崇祯壬午孝廉科第联绵。”。可见湖广张氏于明初已迁蜀，张佳胤与张鹏翮为同一始祖之后裔，佳胤一系居铜梁（今属重庆市），鹏翮一系居遂宁（今属四川）。据民国《遂宁张氏族谱》，遂宁张家入川始祖张万原籍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今湖北麻城市龙池桥街道办事处），明洪武二年（1369）迁蜀，卜居遂宁县黑柏沟。这样看来，张佳胤先祖自楚迁蜀到他出生，已过一个半世纪，且他自称铜梁人，并不承认自己是湖北人，《书目》以他为湖北作家自然不妥，说他是孝昌人也误。

三、入选作家作品代表性存在问题

《文库》“荆楚文献编”既然不是照单全收所有湖北籍作家以及和湖北有关的作品，那么，收入哪些作家作品，不收入那些作家作品，必须遵循一定标准。《书目》提出“从先秦到民国时期历代荆楚人士的著述、其他作者（包括外籍寓鄂人士）撰写的反映荆楚历史文化的著作中精选有较大社会影响和较高学术价值的稿本、抄本、刻本等，予以点校整理”。我个人理解，所谓“有较大社会影响和较高学术价值”，应该以该作家作品具有一定代表性并被社会所认可为入选标准。

以我熟悉的文学为例，宋玉是先秦湖北有代表性的作家。在古代作家心目中，“屈宋”就是文学代名词，是可望不可及的文学巅峰。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有“屈宋逸步，莫之能追”的赞美，诗圣杜甫有“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的慨叹，然而，《书目》中只见屈原，不见宋玉，显然不妥。《文选》收宋玉作品7篇，《古文苑》以及出土文献也还收有他的其他著作，应该考虑编定《宋玉集》（岳麓书社出版过吴广平编《宋玉集》）。汉代湖北文献有限，点滴都很宝贵，《书目》入选《王逸集》自然不错，但王逸之子延寿作有《鲁灵光殿赋》，收入《文选》，影响甚大，《书目》不录，有遗珠之憾。延寿还有少量佚作，可考虑将王氏父子合为一集。南朝江夏李氏（李重、李充、李轨）颇有创制，留下的作品虽数量有限，但其贡献不可小觑，可考虑编辑《江夏李氏集》。襄阳柳氏（柳惔、柳恽）、南平（今湖北公安）阴铿，他们在南朝文学尤其是新体诗发展中都颇有地位，也不应被忽视。唐代诗人中，綦毋潜、柳识、张继、崔道融都有一定成就，《书目》全部漏收。宋初作家中，公安张景、荆门“三孙”（孙何、孙仅、孙侑）都有文名，也有文章传世。宋代女词人，以襄阳魏夫人（玩）和济南李清照为代表，《书目》居然不收《魏夫人词》，着实令人不解。

《书目》收入《范宁诸经注解》，认定范宁为湖北人，笔者表示赞成。东晋顺阳范氏在文学、史学、经学、医学等方面都有成就。范宁父亲范汪6岁丧父，与母亲由顺阳渡汉江依外祖父新野（今属河南）庾氏，后为东晋大臣，其文学、医学均可观，可以辑佚成书。范宁子范泰，《宋书》本传称其为“顺阳山阴人”，顺阳山阴在今湖北老河口市西北，而范泰同样有不少作品存世，可以编辑成书。更重要的是，范泰子范晔是东晋著名史学家，著有《后汉书》，其文学修养也很高，以祖籍而论，范晔也可认定为湖北作家，似乎不应被《文库》抛弃。

上面所谈为湖北籍作家，非湖北籍作家在湖北的创作也有重要者没有列入《书目》。例如，五代时期湖北文献较少，陵州（今四川仁寿东北）孙光宪避地江陵，后长期在荆南做官，他在荆州创作了大量词作，作为五代著名词人，又符合《书目》所定在湖北创作的标准，不应该漏收。宋代收入《苏东坡黄州诗文集》完全应该，但不收《欧阳修在鄂诗文集》则不妥。欧阳修4岁丧父，随母亲郑氏从江西庐陵（今江西永丰）投奔在随州（今属湖北）做推官的叔父欧阳晔。他在母亲的教育下刻苦学习，从随州城南李姓大户的藏书中发现《昌黎先生文集》，因乞李氏以归，从而产生倾慕之情，滋生了变革文风的思想，甚至激发起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相比肩的宏伟抱负。为官后，因支持范仲淹变法被贬夷陵令再到湖北。他在湖北创作的诗文同样不少，也应该收入。明代“后七子”领袖王世贞以右都御史衔督抚郧阳一年半，写了许多诗文，王学范主编有《王世贞抚郧诗文集》，也不应该被《文库》遗漏。

以上所述，详情请参看本人主编的《湖北文学通史》第一卷和第二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书目》漏收了一些重要作家，却收了不少没有代表性甚至文集可能已不存世的作家。以明代为例，如张懋修《墨卿谈乘》、韩万钟《韩万钟集》、周梦阳《周梦阳集》、欧阳东凤《欧阳东凤集》、孟养浩《景行篇》、邓士亮《邓士亮集》、王先《小东散人剩稿》、胡定《胡二溪集》，这些文集仅见于方志，并无其他通行书目记载，《书目》也未能注明其版本，可见未见其书。既然未见这些书籍，他们又非代表性作家，自然谈不上“有较大社会影响和较高学术价值”，是可以不收入《文库》的。

四、收入外籍人士记载、研究湖北的著述应积极稳妥

《文库》编纂要体现开放思想，当然不能拒绝收入有影响的外籍人士记载、研究湖北的著述，但需要采取积极而稳妥的办法。

以先秦而论，《诗经》中的“二南”，大部分可以作为湖北先秦诗歌收入，郦道元《水经注》引《韩诗序》：“二南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这一地区春秋时均属楚地，今大部在湖北境内。1990年代省社科院文学所整理的廖元度《楚风补》便收有“二南”。（此书辑楚地先秦至清初风诗歌谣5000余首，也应该整体收入《文库》。）《国语》中的《楚语》、《战国策》中的《楚策》也应该收入，因为这是反映楚国政治、经济、文化最早的文献之一，不应该抛弃。这些著述无论是楚人所记或非楚人所记，都是记载楚国历史的重要文献。《山海经》虽难以落实具体作者，但多数学者以为是楚人所作，如果执行“疑者从有”的原则（早期湖北文献是可以这样处理的），就应该收入《文库》。放弃楚人对《山海经》的著作权，殊为可惜。东汉末年，陕西人赵岐在襄阳完成《孟子章句》，最后也客死于襄阳，因此，《孟子章句》也是可以收入《文库》的。这些都是需要用开放的思想和积极思维来编纂《文库》的例子。

所谓稳妥，是说外籍人士记载、研究湖北的著述不可能全部收录，因为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例如，《楚辞》在历史上影响巨大，研究著作汗牛充栋，入选《文库》的研究《楚辞》的书目不可能完全和系统。如果要求完全而系统，那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黄灵庚主编的《楚辞文献丛刻》80册已经摆在那里，《文库》只好整体搬来。窃以为没有必要重复，《文库》只需选择几种有代表性的著作就够了，尤其要注意选择本省学者研究《楚辞》的著作。宜城人王逸的《楚辞章句》当然要入选，洪兴祖《楚辞补注》和朱熹《楚辞集注》因为影响大，也可考虑入选。笔者去年赴钟祥进行学术调查，在市图书馆发现民国“钟祥三杰”之一的戴之麟所作12册《〈楚辞补注〉疏》，是对洪兴祖《楚辞补注》的疏解，如果认定有价值，是应该考虑收入的。一者此书是湖北人所作，二者还是海内孤本，《楚辞文献丛刻》也未收入，无人得见，整理后对学术界定有帮助。如果《〈楚辞补注〉疏》入选，洪氏的书则可不入选，因为洪书已经包含在戴书之中。

《荆楚文库》编纂是湖北文化建设的重大工程，功在当代，惠及子孙。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湖北先贤负责，对父老乡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笔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有不当，敬请海涵。所言或有错误，仅供参考。